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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公检法机关关系的审

视

作者：程玉梅

来源：《西部学刊》2020年第23期

摘要：有学者认为公检法机关在宪法规范层面上“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关系是

当下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以审判为中心”改革过程中的巨大障碍，但有学者认为两者并无实

质性的冲突。“侦查中心主义”转向“审判中心主义”有利于落实分权与制衡、人权保障原则。解

读“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内涵，认同其是辩证统一的，并不矛盾。推进“审判中

心主义”应依法坚守人权底线，加强庭审对审前阶段的管控，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关键词：审判中心主义;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人权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23-0070-03

2014年我国正式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相关部门也颁布了诉讼制度改

革的具体规则。“审判中心主义”“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等概念经常出现在学界和司法实

务界的讨论研究中，上述概念是审判中心本质属性的不同形态，它们的实质内涵有很大的不

同，相对应的改革措施的范围和力度存在差别。而许多学者在讨论审判中心相关概念时反复在

“审判中心主义”理论范畴、“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范畴和“庭审实质化”的实践范畴之间跳跃，

更有甚者将其视为同一概念[1]。审判中心理念来源于西方，但欧美国家并没有“审判中心主

义”“以审判为中心”等概念，因为他们采取了“当事人主义”“直接审理主义”“弹劾主义”，审判中

心相关理念蕴含在刑事诉讼理论里，而只有诉讼制度呈现“侦查中心主义”的国家才会有“审判

中心主义”“以审判为中心”等概念[2]。“审判中心主义”是我国学者在对中外诉讼制度和程序的

比较研究中，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行类型化的理论概括术语[3]。“审判中心主义”力求改变刑

事诉讼“流水作业的纵向构造模式”“案卷中心主义”“侦查中心主义”等弊病，其基本的主张是：

首先，重塑诉讼阶段关系，让审判阶段代替侦查阶段为刑事诉讼的核心;其次，强调庭审的实

质化[4];最后，加强审判阶段成对审前阶段的管控权[5]，其中主要的是审判权对侦查权的监

控。

陈光中、龙宗智、张健伟、陈瑞华等学者认为宪法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的规定与“审判

中心主义”中重构诉讼模式的目标相悖，只有重新审视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实

现“审判中心主义”的目标。而“以审判为中心”是在“审判中心主义”理念指导下，改革决策层、

执行部门为解决刑事错案频发、司法公信力不足等现实难题而提出的学术术语。在《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相关司法解释文件中，“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

基本要求是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其具体

的措施是对现有刑诉具体规范的重申、提示、强调以及未实质性地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相

关措施并未实质性涉及司法体制层面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

一、“侦查中心主义”转向“审判中心主义”的合理性

（一）落实分权与制衡原则

众所周知，我国刑事诉讼在遵循宪政“分权与制衡”原理下形成了控、辩、审三方分工合作

的形态。履行控诉职能的是行使侦查权的侦查机关和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被告人及其辩护

律师构成辩方，而法院是独立并中立的审判方。公检法各司其职实现分权，但是在实践操作

中，三机关呈现流水作业式的合作模式，侦查阶段收集的证据及其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法庭审判

起决定性作用，诉讼结构以侦查为中心。这就导致控辩地位不平等，法院独立性受损，法官重

新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薄弱，带来了程序上的非正义[6]，侦查机关与法院状态失衡。

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常采取检查、扣押、查询、冻结等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措施來收集

证据或者抓获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心主义模式下，侦查活动由侦查机关主导，单方性很强，

不似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中立裁决的法庭审判模式，检察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参与的影响力

有限。虽然目前采取了规范询问程序、笔录制作等措施，但是辩方介入保障机制不是很完善。

同时，侦查活动追求主动、效率，在侦查权行使的过程当中极易触碰公民的宪法权利，比如执

行强制性措施，进行监视、窃听等，所以侦查权的本质属性要求其应当被依法制约。

审判权是一种裁判权和判断权，这是学术界已经达成一致的观点，它的根本任务是就对抗

双方作出裁决，以定纷止争为己任。“它具有两个功能：一方面，对于各种各样的纠纷，法院

作为中立的第三者，基于公正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