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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释理:孟称舜戏曲传情论新探

摘要：孟称舜是晚明剧坛杰出的戏曲作家兼理论家。作为临川派嫡裔，他深

受汤显祖“至情”说影响，主张“曲贵传情”，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与之相应的表现方

法，其剧作也具有鲜明的言情倾向。而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环境、时代思潮以及

自身遭遇，又使其戏曲理论和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终走上了一条以情释理、

以理抒情的情理结合的创作道路。

关键词：孟称舜；以情释理；戏曲传情论

孟称舜是晚明剧坛杰出的戏曲作家和理论家。他长于写情，被时人誉为“传

情家第一手”。［1］孟称舜不仅在戏曲创作上成就显著，于戏曲理论也颇有建树，

其《古今名剧合选》序和散见于《古今名剧合选》各剧的评语，以及三部传奇题

词所蕴含的戏曲学思想，都显示出超迈前贤时宿的理论水平，为我国古典剧论的

发展、完善作出了卓越贡献。具体而言，孟称舜的戏曲传情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方面：

一、曲贵传情

作为临川派后劲，孟称舜对汤显祖“世总为情”的思想是极力肯定的，［2］

其眼中的“情”首先是世间万物具有且永恒不变的真挚感情，认为“世间不特有知

识的，俱有性情，即花草之物，亦非无情。可不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

长圆”。［3］关于曲体，孟称舜认同文体代兴论，曾言“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

词者诗之余而曲之祖也”，从源头上点明曲与诗、词的密切关系；同时又指出“盖

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同本于作者之情”，［4］表面是谈词，其实是在说曲，

把戏曲提到与诗、词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曲亦“本于作者之情”，曲贵传情。

在《古今名剧合选》序中，孟称舜借评价“汤沈之争”再次表明曲贵传情的

看法：

迩来填词家，更分为二：沈宁庵崇尚谐律，而汤义仍专尚工词，二者俱为

偏见。然工于词者不失才人之胜，而专尚谐律者，则与伶人教师登场演唱者何异？

予此选去取颇严，然以词足达情者为最，而谐律者次之，可演之台上，亦可置之

案头赏观者，其以此作《文选》诸书读可矣！［5］

孟称舜并未完全站在汤显祖一边，而是客观中肯地指出汤、沈二人的做法

“俱为偏见”，同时也借此宣称自己编选《古今名剧合选》的选剧标准是“以词足

达情者为最”，强调剧作要以传情为灵魂，“可演之台上，亦可置之案头赏观者”。

《倩女离魂》作为《柳枝集》的首部作品入选，恰恰表明孟称舜对此剧的爱赏以

及对上述选剧标准的坚持。在此剧总评中，孟称舜赞曰：“此剧余所极喜。……

酸楚哀怨，令人肠断。昔时《西厢记》，近日《牡丹亭》，皆为传情绝调。兼之者

其此剧乎？《牡丹亭》格调原祖此，读者当自见也。”［6］将《倩女离魂》誉为

可与《西厢记》、《牡丹亭》相媲美的“传情绝调”，认为《牡丹亭》也是得其精髓，

充分肯定了传情在戏曲创作中的重要性。

孟称舜认为，戏曲作品不仅要重视传情，还要恰当精妙地传情。所以，他

提出“词无定格，要以摹写情态，令人一展卷而魄动魂化者为上”，“达其情而不

以词掩，则皆填词者之所宗”，［4］“以词足达情者为最”，［5］把是否传情、传

情是否精妙作为评价一部剧作成就高低的首要批评标准。在《古今名剧合选》中，

他将这一观念贯穿于对许多作品的具体评点中，处处强调曲贵传情。例如，对郑

光祖的《倩女离魂》和《翰林风月》这两部写情佳作，孟称舜批曰：“郑德辉《倩

女离魂》及《翰林风月》二剧，为传情第一手”（《王粲登楼》总评）；孟称舜对

《倩女离魂》尤为推崇，认为此剧“酸楚哀怨，令人肠断”，特别是剧作第一折细

腻地表现了倩女的恋情，于此批曰：“絮絮叨叨，说尽儿女情肠。吴兴本于此删

去将半，殊觉寂寂矣”，认为作者真实生动地写出了倩女的离愁别恨和一片痴情；

对《范张鸡黍》，他深深感受到这部对权豪势要把持仕途作出激烈抨击的杂剧“以

俱有感而言”，“通篇如听薤露歌，使人悲涕不禁”，“说千载肺腑如见，是一篇大

文字”……在上述评点中，孟称舜实际强调的是剧作家只有满怀一腔真情，才能

深入挖掘到剧中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只有“置身于场上”“化身为曲中之人”［5］

才能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主人公的情感，使作品真实感人，成功地彰显作家本人的

欲达之情。总之，戏曲作品不传情，就不成功。曲贵传情，孟称舜提出了戏曲创

作的一个普遍规律。

二、独特多样的传情方法

曲贵传情，更贵达情。孟称舜在提出曲贵传情的同时，还结合戏曲的艺术

特征，谈到戏曲传情的具体方法。他认为戏曲有别于诗词，是一种叙事体文学，

所以必须结合写景、叙事来传情。在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