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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海疆危机中的海洋观

所谓海洋观，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活动

和理论思维形成的有关海洋以及与海洋相关联的客观事物和人类活

动的认识。海洋观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它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

它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也正是由于它的这种特性，不同时期

的海洋观便可以反映出不同时代人们的海洋行为特征。一个历史时期

的海洋观不仅影响着当时海洋经济的发展，关系着海疆的战略安全，

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传统海洋观的特征

中国早期的海洋观，是古代沿海地带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与海洋

的长时期频繁接触逐步形成的，这时期的海洋观只是有关海洋的初步

认识，但这一传统的海洋观却独具东方特色。

在中国古代时期，海洋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国家的天然屏障。

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观念，主要是由于内陆的地缘威胁始终困扰着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这种斗争使我们的祖先从一开始便形成了重陆轻

海的政策取向，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这样的海洋观。此外，中国地大

物博，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很容易让国人滋生天朝上国的满足

感，这就加剧了我们的海内倾向。并且，这种倾向进而成为一种惯性，

历代延续下来。久而久之，这种历史惯性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海洋不

被纳入其统治范围内，一度被边缘化。这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说，

“中华文明是一种有别于开放性海洋文明的内向型大陆文明……”。

此外，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大多“以农为本”，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活

动，这种传统的农业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洋观的发展，使我

国传统的海洋观一元化倾向严重。因此，古代时期对海洋价值的认识

大多表现为海“产之利，鱼盐并重”，藉“海为活，以海为田”。这种对海

洋价值的片面认识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传统农业思维的延伸，完全没

有认识到海洋本身所蕴含的商业性和开放性。

同时，中国传统海洋观并无任何对外侵略性，它不以开疆拓土，

掠夺财富，建立殖民地为目的，在政治上示强威、宣德化“”，扩大国

家影响，在经济上通洋裕国“”，繁荣经济，这无不充满和平气息。正

如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

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

塞。”

于是，区别于西方外向型的海洋观念，在中国传统内向性的海洋

意识指导下，明清统治者囿于狭隘的政治利益，不惜违反经济发展规

律，从海洋全面退缩直至闭关锁国，使我国在近代错失了宝贵的发展

机遇，落入了步步挨打的境地。

二、中国近代海洋观的勃兴

1840年，英国挑起的鸦片战争开启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的侵华史，也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当西方的海洋意识不断强化，

逐步发展成为海洋霸权主义观念时，近代中国的海洋观念仍然十分淡

薄，海权意识依然十分缺乏，中国和西方在海洋观上形成了巨大的落

差。西方國家东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面对这种落差的刺激，逐渐摒

弃传统之狭隘、落后、愚盲的海洋观，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出发，开始

反思海疆领土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海洋权益对于国家富强、民族安

危的重要作用。在这种反思中，以近代海防观为主要内容的近代海洋

观开始萌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逐步重视海疆的价值。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海防危机日益

加重，上至林则徐、李鸿章等朝廷重臣，下至普通知识分子、一般官

吏，其中更有魏源、王韬等思想家，这些人逐步认识到了海疆对国家

领土主权的重要性。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梁

廷楠的《海国四说》、姚莹的《康輶纪行》、关天培的《筹海初集》等

著作无不表达了他们对海疆的重视和对海洋的探索。

此外，清政府开始重视东南、南部海疆岛屿战略地位。经过清末

海防论争之后，台湾的海防战略地位日益为一些清廷官员所关注，其

中海防重臣沈葆桢曾表示，台湾战略地位不容小觑，它不仅对东南海

疆的安全至关重要，对整个国家的安全都有重要意义。中法战争后，

倡导塞防海防并重论“”的左宗棠重申十年前沈葆桢等人的建议：“台湾

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震

慑。”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发布诏谕，将台湾的战略地位提

升到国防高度。在诏谕中谈到，台湾作为东南海洋的门户，关系海疆

全局。所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