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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文体”初探

作者：迟春丽

来源：《现代职业教育》2021年第03期

摘要[]梁启超先生一生怀抱救亡图存的报国之志，在新旧转换的动荡时代，紧随时代的

脚步，将满腔爱国热情化作点点文字激扬人心，熔铸新民，其所创造的“新民体”既是其作为传

统士大夫注重立德立功立言的文人自觉，又彰显了其强烈的淑世济世的家国情怀，更是其“吾

舌有神笔有鬼”的非凡才华的精彩创造。

关键[词]梁启超;媒介;立言;家国情怀;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0603（2021）03-0106-02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人物，一生无论从政还是治学，一直有

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救亡图存”。围绕强烈的救国之宗旨，他殚精竭虑苦苦探求救亡

之道以及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意识到仅靠贵族精英是无法实现救国理想的，唯有唤醒国

人才能救国于危亡。为此，他紧跟时代，利用当时最为流行的传播媒介——报刊来著文立说，

其所用文体开风气之先，史称“新民体”。黄遵宪评价他的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

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

矣”。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他的文章受到读者

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新民体”现象的

产生有着时代、历史、个人等多重原因。

一、“新民体”出现是应时代之需

世20纪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对媒介现象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研究，基于印刷术的出现

导致西方理性文明发展，电视的出现带来人与社会的巨大转变，他独具慧眼地指出媒介本身而

不是内容才是对社会变迁带来深刻变化的主体，因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观点，

突出了“媒介”的重要性。梁启超生活的年代正是报刊当道的时代，在近代中国陷入民族危亡的

时刻，梁启超对报刊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称报馆是“耳目喉舌”，有着“去塞求通”的功能，“泰

西诸国因为报馆多，所以强盛，而清政府视报馆为蟊贼，目报章为妖言，所以落后”。因此梁

启超一直有利用报纸来传播思想、营造舆论、唤醒国民的真诚努力，前后经历了参与主编《万

国公报》，创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解放与改造》等活动，这些报纸无一不

浸染着梁启超的殷殷救国期望。而报刊这样一种媒介对当时文体的影响正如李良荣教授所说的

那样：“报纸是一种新颖的运载工具，有独特的规律，它要迅速、多方面、准确地反映现实。

中国古典文学尽管丰富多彩，却难以胜任这一要求。于是，报纸上的文体不断遵循报纸的特殊

要求进行变革，一面吮吸古典文学的营养，一面逐渐地突破旧文学的藩篱。”因此，梁启超清

醒地意识到新媒介对新文体的时代呼唤，并将这种新文体标识为“觉世之文”，以区别于旧时代

的“传世之文”，他在文章中写道：“《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

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渊懿古茂，或沉博绝丽，或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

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

二、传统“士人”立德立功立言的文化自觉

中国古代社会将知识分子称为“士人”，其所肩负的使命被概括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梁启超生活在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时代，其身上的“士人”使命和情怀一直没有减退，

他写于1901年的《自励诗其二》很鲜明地表露出这一点：“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

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忧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

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在立德立功立言的使命追求中，梁启超最看重的是“立言”，在其所著

的《国家运命论》（1910）一文中，梁启超指出立言的传播所产生的作用甚且大过立德和立功

两者：“其效力最久远者，尤莫如将一己之思想，腾诸口说，发为文章传于后，有若孔墨孟荀

老庄申韩屈宋贾董马班郑王李杜韩欧周程朱张诸人，虽在百世之下，读其书则精神为其所摄而

与之俱。”重视“立言”的梁启超在深厚国学的熏陶习染之下，自然懂得“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

乎时序”（刘勰语）的文体演进规律，因此他自觉地担负起这一文体创新的使命，努力使文体

大众化。在列强入侵和域外文化传播的刺激启发下，梁启超敏锐地发现中国存在的言文分离现

象是开启民智、富国进步的巨大障碍，他在报纸上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言日增而

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