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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中国的形象

第3节：中国当代文学

作者:张颐武

但倾向于审美现代性的纯文学的这一传统在中国的现代性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实现的机会，也一直在中国现代性的文学制度中受到压抑。其中的原因鲁迅的《呐喊·自序》中的表述其实最为透彻:……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鲁迅的表达非常清楚地点明了由于中国的弱者的地位和中国的民族危机的紧迫性，唤醒国民的任务远远超越了对于纯文学的追求。新文学塑造中国人的自我想象和世界观的能力使得它一直在现实中具有中心的地位。于是，对于纯文学的追求并不是被新文学所抛弃，而是被新文学的启蒙和救亡的宏大的话语所悬置和延宕。这意味着新文学为了更加紧迫的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的使命，不得不将所谓纯文学的实现放置到了未来的社会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新文学放弃了纯文学的追求，而是说认为在这种民族危亡和现代性未完成的状态中，还没有追求纯文学的可能。所以鲁迅对于自己的小说与艺术距离之远时的自谦式的自信正是这种历史要求的表征。在新文学的几乎所有时期，我们一再看到这种纯文学的追求被压抑和审美现代性的被否定。这恰恰是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弱者的状态所决定的。中国的纯文学和审美现代性由于中国的启蒙和救亡的紧迫性而不可能象西方现代性中那样得到充分的展开。对于象牙之塔的谴责和批判一直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方面。因此，纯文学一直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巨大的焦虑之中。在新文学制度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两个时期都没有充分的实现自身。但它却是新文学内在的合法性的依据之一。

由此可见，新文学乃是中国现代性的一整套文学话语。它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时期。所谓中国当代文学正像洪子诚所指出的:这三十年的文学，从总体性质上，仍属新文学的范畴。它是发生于二十世纪初的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的产物，是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运载工具，来表达二十世纪中国人在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矛盾、焦虑和希冀的文学。新文学强有力地规范了文学发展的主潮，它所构成的文学制度和话语规范，异常强有力地限定了文学的范围。它具有下列两个特点:

首先，新文学话语乃是中国现代性的唯一的标准的形态和话语，它在中国历史中是发展得最为充分和完整的文化话语。它不仅仅产生了象鲁迅这样代表中国新文化的世纪伟人，而且还发展了以启蒙和救亡为中心的宏大的话语，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完整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前提。

其次，新文学的制度和话语，在文化上始终居于中心地位，支配着整个文化的发展。新文学的文化中心地位乃是不可动摇的。任何与新文学话语不同的文化话语都处于边缘和次等的地位。如文学领域的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和电影领域中深受鸳鸯蝴蝶派文学影响的早期中国电影都一直受到否定和批判。而象赵树理这样的左翼的大众文学，也一直被要求进行提高。新文学话语正是中国新文化的核心和基础之所在。五四以来的任何文化形态都建构在它的话语作用之下。新文学的概念和它的文化中心的独特位置都标志了它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巨大的历史意义。

二、阐释中国的焦虑与新时期共识的破裂

新时期以来，我们曾经对于新文学的基本看法来自于一个知识分子内部的共同的价值和文化想象。这种文化想象是新时期文化的基石。我们可以把这种共识称之为新时期共识。这一共识起源于一九七八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形成了新的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新的国家结构，也出现了与这个新国家结构密切相关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当时的中国一方面期望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则希望向西方敞开大门，走向世界，进行开放。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共同的反左，对于五四以来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反思之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他们以批判传统计划经济的局限为中心，在知识领域中完成了新国家结构的意识形态工程。他们建构了两个方向的共识，而这种新时期共识也一度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首先，经历了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挫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引入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经验，以达到经济成长和发展有一致的共识。这可以称为发展共识。多数知识分子认为，经济发展乃是社会进步的中心标志。李泽厚就提出:现代化又确乎是西方先开始的，现代大工业生产，蒸汽机、电器、化工、计算机……以及生产它们的各种科技工艺、经营管理制度等等，不都是西方来的吗?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作为现代化的西方化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这一发展共识的中心。第二，这里形成了一个个人共识。这个共识乃是基于对于五四以来中国历史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描述。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以救亡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