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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中国的形象

第30节：我的记忆史

作者:张颐武

思路的问题化理论的微型化的发展使理论与问题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有了变化。理论在对问题的分析中深化，问题在理论的分析中获得解释。这个双向阐释的过程无疑对于我们探索当下中国的文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里不应该有对理论的机械搬用，也不应该有对理论的恐惧而对经验有笨拙的盲信，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会更有活力。

我想，目前中国文化研究的展开可以由两个方向出发:一方面，对正在崛起的大众文化，如肥皂剧、流行歌曲、通俗小说等做出更有力的理论阐释。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目前的研究还只是印象式的，即兴的，如何立足于本土的独特语境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大众文化理论乃是目前文化发展中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对西方主流话语的反思，对于根植于当下全球化的进程，发展新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应对我们自身所面对的多重文化挑战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总之，文化研究的本土化的新的发展前景正在与国际的多重对话中显示出来。变化中的、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需要新的理论探索。

外国文学的中国性:：我的个人的记忆史

在这里所写下的片段乃是我作为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者的个人对于外国文学的一点片断的回忆和理解，它们当然显得琐碎和零散。但这些回忆和理解恰好显示了在中国当代历史中外国文学的不可忽视的关键的意义。它们恰恰凸现了外国文学具有的某种中国性，外国文学在这里其实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本土意义。它们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的部分。我试图进入外国文学的时候，其实正是理解中国文学的关键的部分。

诺贝尔文学奖:二十年的传奇

对于刚刚开放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说，文学的走向世界是当时的激进的和关键的口号。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进程的中心就是对西方的开放，中国开始尝试进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中国的新一轮的现代化的方案开始实施。在这个时刻一方面一种新的个人解放的思想潮流开始凸现，另一方面，一种新的民族意识也开始凸现，这种民族意识在八十年代强烈地表现为一种落后的焦虑。原来计划经济时代民族意识中强烈的作为第三世界斗争的中心和反抗美苏世界霸权的责任感开始被一种感到中国各方面落后的焦虑所取代。直接的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的感觉强烈地影响了文学的想象。八十年代的文学并不仅仅强调个人解放，反而是经常试图论证由于没有个人的解放，中国的落后才没有能够赶上世界。这里的世界其实是西方。我们将空间上的西方视为一个时间上的领先者，一个在各方面都需要赶超的理想的对象。而各方面的赶超的想象都需要新的参照系和新的价值判断的标准。在文学界，诺贝尔文学奖正是这种关键的参照系。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走向世界的梦想总是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终点的。这里我们似乎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文学普遍性的标准，一个似乎是举世公认的评判尺度。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一系列变化，中国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想象开始展现了一种最为奇特的状态。一方面我们将一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为世界文学的大师看待，以最为真诚和最为热切的介绍和推荐向我们提供世界文学的超级范例。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将没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的失败和困难的象征，将它视为我们自己仍然无法达到世界文学普遍标准的状况的标志，这使得我们往往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挫折感，一种急切的焦虑。我们决心向它冲刺，以证明我们自己一往无前地走向世界的决心。

我们的这种决心使得我们强烈地要求我们的文学要加速现代化。当时有关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热烈的讨论就是认定现代小说必须要有新的技巧，而中国小说的技巧则还局限在现实主义的传统中，无法和世界接轨。中国文学的落后状况就无法改变。现代派这一非常含混，却极富吸引力的概念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的指标。叶君健在该书的序言中强烈地表述:充分掌握当前世界文学的潮流和活动，与世界的文学交流，进而参与世界的文学活动，无疑是我们从事各方面现代化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当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序第6页）他提出应该将文学从蒸气机时代跨进电子和原子时代。从王蒙的所谓东方意识流小说、朦胧诗到当时许多人尝试的象征小说（当时有石涛和谭甫成等一批象征小说的作家等等都是这方面实验的范例）直到刘索拉和徐星的现代反叛风格的写作等等都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式的努力。这些努力都显示了对于现代主义的强烈的追求。而当时对于中国新文学史的发掘也指向了早期的中国象征派诗歌如李金发等人及九叶派的诗歌和新感觉派的小说等等。这些多年被忽视的现代主义的流派突然表现出以往不存在的重要的价值。于是对于现代主义的追求成为走向世界的关键，而诺贝尔文学奖则明显地成为世界的一个想象的标准和尺度。

与此几乎同时，文学界又意识到了中国的落后造成了中国和西方文学的距离。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