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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不平等对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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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拉洒

一、研究缘起

中国安居乐业的传统观念使得住房对于居民幸福感具有独特的意义，对于广大居民而言，获得安定的住所是愉快工作和幸福生活的前提，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实现“住有所居”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就是买房或租房，而住房状况和条件又决定着家庭是“乐居”“安居”还是“蜗居”。住房不平等其结果体现为中国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的自有住房状况和住房面积。

幸福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在国家贫富不均、地区差异大的现实情况下，住房不平等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住房不平等影响着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特别是城镇居民。居民住房问题的民生意义重大，住房不平等问题与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是本研究主题和假设的缘起。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幸福感的讨论。由于在幸福感测度、样本选取和分析方法上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研究中国住房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文献十分有限。林江、周少君和魏万青（2012）发现住房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仅与住房产权相关，也与住房产权的多少相关，多套房产意味着不仅能满足自身居住需求，还能体现投资动机，在房价上涨的背景下亦可以通过房租上涨、房屋交易获得经济利益，进而对其幸福感产生影响。刘米娜和杜俊荣（2013）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区域差异；城市居民住房的绝对不平等影响了其幸福感，住房数量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住房面积对幸福感呈现倒U型的影响；居民住房的相对不平等对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区域住房不平等（住房基尼系数）与幸福感呈现出倒U型关系，临界点在0.325左右，当低于临界点时，区域不平等的扩大会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超过了临界点则导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

由于研究层面、研究数据和方法上的不同，国内外对于这一研究课题没有最终定论。本文使用的是CGSS2003城镇数据，将研究对象设定为住房问题更为突出的中国城镇居民，来分析研究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不平等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包括住房产权和住房面积、其他住房、住房面积差距等。

经济学研究收入和幸福的关系分为绝对收入与幸福和相对收入与幸福两方面，研究发现，居民绝对收入水平与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相比于绝对收入水平，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更强的影响力。笔者在研究住房不平等对幸福感影响的时候，也借鉴了类似的做法，把住房面积的不平等分为“绝对不平等”和“相对不平等”，但是实证结果发现，绝对不平等比相对不平等更具有影响力。这一点笔者在后面再详谈。

测量幸福感最常用的方法是调查问卷中自我报告的幸福程度，尽管会有些许偏差，但研究表明这种主观数据能够体现出人们对其生活的满意程度，这是获得主观幸福感的最有效方法。

（二）研究假设

居民住房不平等，包括了住房的绝对不平等和相对不平等。根据学者刘米娜和杜俊荣（2013）的定义，绝对不平等指的是居民对住房资源的客观占有情况，相对不平等是指居民自身状况与他人住房状况的比较。本文采用住房的使用面积和是否有住房产权来测量住房条件。住房绝对不平等，本文选取了是否有住房产权、住房使用面积和其他住房数量作为测量指标。住房的相对不平等在个体层次上采用住房差距来测量，即是采用个体的住房建筑面积与地区人均建筑面积的比较进行测量。

住房产权，对于租房者来说，由于不拥有住房产权，在房价和租金不断上涨的现实情况下，给租房者带来经济压力，从而导致其幸福感降低。而拥有房子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社会地位的象征，还可以抵御经济困难、得到收入回报，提供经济安全。住房产权通过影响居民的心理感受进而影响了居民幸福感。除了幸福感这一直接的心理感受之外，拥有自己的住房可以使居民在他人眼中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评价、自我感觉比租房者更加成功以及显示出更强的自身竞争力。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拥有住房产权的人相对于没有住房产权的人来说，主观幸福感更高。

在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购置住宅资产的主要目的还是用于住房消费。住宅仍是一种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消费品。住宅是遮风避雨和休息的场所，住房面积的扩大，不仅可以改善家庭成员之间、代际之间的居住条件，还可以扩大家庭成员活动空间，生活变得舒适，个人隐私得到较好保护，增强幸福感。而人们不仅仅把住宅当做“安居”的场所，也用其来获取投资收益，将住宅作为投资品。当人们住房越多，不仅代表着住房条件的改善，也以为可以保值和增值，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城镇房价飙升不下的情况下。而因此，住房面积和住房数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都有正向影响：

假设2a，现住房面积越大，其主观幸福感越高。

假设2b，其他住房数量越多，其主观幸福感越高。

同时，我们从实际的生活中可以观察到，个体的幸福感不仅仅与自己的住房绝对水平有关，由于存在攀比心理，幸福感也受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