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因素识别与消减策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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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因素识别与消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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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高科技、高风险的社会特征给城市居民家庭带来巨大风险冲击，其贫困脆弱性问题值得关注。贫困脆弱性是指因风险冲击而使得家庭或个人未来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的概率或可能性，在反贫困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贫困脆弱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CFPS数据对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识别其中的影响因素，这是进行前瞻性政策设计的前提与基础。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在户主年龄、就业状态等维度呈现一定的特征分布。总体而言，有将近一半的城市居民家庭属于贫困脆弱性家庭需要政策的干預。文化程度、生活支出、家庭资产、地区、重要事件、婚姻状况、就业状态、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是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尤其要重点关注收入变动性贫困脆弱性。可以通过兜底保障、风险缓解、能力提升及行动改善等手段来消减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关键词：贫困脆弱性;测度;影响因素;消减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3-0129-10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9.03.019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带来的开放性让城市的发展变迁更为迅速与快捷，多元文化的冲击与多维度风险接踵而来。在这一过程中大量高新技术的应用大幅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沟通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精神领域。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所言的风险社会，人类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无穷的风险。毫无疑问，中国并不是这波浪潮中的飞地，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也无一不打上了这种烙印。全球化、高科技、高风险的特征在中国的城市中体现尤其明显。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8973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7.35%[1]。据预测，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0%，我国城市的容纳力、环境、就业、消费、社会管理等面临巨大挑战。与此同时，近几年来房价居高不下，老龄化进程加快，教育负担加重，医疗支出大幅增加，所有的这些都形成了巨大的风险冲击。

在各种风险冲击下人们的未来生活充满着不可知性，生存和发展充满着不可控性，不确定性大幅度提升[2]。这些都极大的考验着城市居民的风险管理与应对能力。这些风险同时削弱了城市居民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部分家庭随时会陷入贫困或贫困恶化，其贫困脆弱性问题值得关注。从以往

反贫困的研究和政策设计来看，较多的关注之前和当前的生存、生活状态，对未来的状况缺乏必要的预判，导致政策设计过于滞后，被动回应，效率不高，缺乏可持续性。贫困脆弱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要求关注城市居民家庭未来的状态，对其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与可能性进行预测，这为前瞻性的政策设计提供了可能。很显然，前瞻性政策设计的基础是对城市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准确判断。本研究将借用国际上通用的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方法并结合中国的追踪调查数据对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系统测度。贫困脆弱性指数具体如何分布？呈现怎样的特征？哪些是影响贫困脆弱性指数高低的因素？这些正是本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消减策略，这对即将步入“后扶贫时代”的现代中国更具明显的政策意义，为“后扶贫时代”的贫困预警和防止返贫提供有效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二、贫困脆弱性概念及测度模型

（一）贫困脆弱性的概念

脆弱性的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生态学的研究并广泛应用于灾害管理与环境科学领域，较多关注自然风险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目前有关脆弱性的概念的理解尚未统一，各个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都从自己的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2001年世界银行提出“贫困脆弱性”的概念认为所谓贫困脆弱性是指“度量应对冲击的复原——冲击导致未来福利下降的可能性”，即由于风险冲击而使得家庭或个人未来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的概率或可能性[3]。本研究正是从这一角度来定义贫困脆弱性的。这个定义包括了两个方面：风险冲击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其基本判断在于家庭或个人在遭受同样的风险冲击的前提下，抵御能力强的家庭或个人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要低，即贫困脆弱性低，抵御能力弱的家庭或个人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要高，即贫困脆弱性高。在众多有关贫困脆弱性的定义中，这一视角不仅关注了风险的因素，同时关注了风险响应的因素——能力，还对最后造成的损失也进行了估测。与贫困研究的不同在于贫困仅是基于现有条件的分析且没有预测，描述的是当前的状态，贫困脆弱性则是侧重进一步描述未来的可能性。

“家庭或个体未来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的概率”这一定义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