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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给技术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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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左鸣史瑞华

PostEpidemicEra：ChallengeandOpportunityforDevelopmentofTechnicalEconomy

LINZuo-mingSHIRui-hua

（ChineseSocie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Beijing100012，China）

一、引言

后疫情时代，是很多学者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世界需要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命题。从2020年1月我国武汉市采取封城措施，到本文完成的四个多月时间内，全世界的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累计新冠确诊人数已经接近540万，死亡人数超过34万，尚有确诊病例280多万。世界的疫情发展并没有出现拐点，因此要说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疫情时代为时尚早。但后疫情时代的发展问题，我们有必要进行研究。

最近，我国很多城市的道路又拥堵起来，让人感觉社会经济生活又恢复了活力，值得人们欣慰。很显然，我国率先进入了后疫情时代。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确实难能可贵。这充分展现出我国党中央和政府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的英明果敢、坚强有力和高效负责的伟大形象。

在我国率先取得抗疫斗争胜利的时候，本文就世界面临的技术和经济的新挑战，以及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抓住技术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机遇，化危为机，以夺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胜利的问题作出粗浅的研判。

二、世界面临的技术挑战

世界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不停地面临着一些技术挑战。以我国为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有六七亿，粮食问题十分突出，主要考虑如何发展例如化肥等农业技术，以解决农业发展中面临的技术挑战；解决了粮食问题，又面对棉花产量有限，如何解决穿衣的问题，化纤生产技术给了我们满意的答案；再后来，随着经济的全面发展，我们又面临着环境污染的挑战等等。由于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均衡，有些国家比较发达，有些国家相对落后。一般而言，落后的国家面临的技术挑战更多一些，全世界同时面临同样技术挑战的情况相对比较少。这种全人类同时面对共同挑战的情况，主要出现在近代。如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地球环境变化问题，就是比较典型的世界共同面临的技术挑战。而这次抗击新冠病毒产生的疫情，又再次成为我们共同面临的新技术挑战。

从技术挑战的角度来看，这次疫情的出现显得扑朔迷离。2003年爆发的SARS，当时号称是全球性的疫情，但主要感染的是以中国为主的亚太地区。按照世卫组织统计的数据，中国的感染人数是8422例，死亡919人。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了埃博拉疫情，感染人数19031人，死亡人数7373人。这次新冠疫情刚爆发时，我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距今最近的这两个重要的疫情，以及它们曾对我们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造成的重大影响。对比这次新冠病毒对人类造成的伤害，过去的SARS病毒和埃博拉病毒，只能算“雷声大雨点小”。

此次新冠病毒非常狡猾，因为它选择的攻击地点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选择的攻击时间是春节这样的我国人口流动最多的节假日，这是对我国最容易造成重大影响的地点和时刻。后来笔者对这个问题做了分析，如果同样的攻击，发生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或者是大湾区，可能破坏力都不及发生在武汉，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伤害也不会这么大。

当武汉疫情爆发时，世界其他地方的疫情尚未明显出现。从坊间的舆情当中能够感觉到，某些国家大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他们带头撤回驻武汉人员，甚至这些国家的政客趁机提出，将在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撤回，对中国落井下石。当时国外有舆论认为，新冠病毒只攻击亚裔。梳理近代的重大疫情，我们确实看到：2003年的SARS几乎只攻击亚裔；2014年的埃博拉则主要攻击黑人；再追溯到20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虽然病毒传播范围比较广，但也主要是对白人国家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曾令当时的白人“谈虎色变”，所以，这种观点并非是无稽之谈。

当时坊间有一种说法，新冠病毒来源于科技发达的国家，言下之意是病毒或许不是自然的。这种说法现在看起来也未必是空穴来风。目前关于新冠病毒的来源尚不清楚，但最近很多证据表明，有些国家感染新冠病毒要早于中国。前几天（4月30日），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士市市长承认自己去年11月份已感染新冠病毒。更有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指出，检测机构从红十字会血库中保存的2019年1-3月份的500人份無偿献血的血样中，检测出了2名新冠病毒阳性。这比武汉出现疫情早了整整近一年。要追溯病毒的来源和产生的时间，我们还要做很多的科学研究工作。很明显，全世界对病毒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态势，是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的。

关于新冠病毒的研究，最近国际科学界有人提出病毒分为五个家族，已是三代同堂。中国感染的是C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