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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院信息化助力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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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的提出
根据诉讼法的规定,当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权利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强制执行是保障司法裁判得以落实、当事人权益得以实现的最后环节,然而实践中,“执行难”却成为日益凸显的问题,实际执结率和执行到位率普遍较低,涉执行信访在整个涉诉信访中占有很大比例。司法审判确认的权利得不到落实,不仅直接破坏司法公信力、降低司法权威,同时也对法律信仰和社会诚信构成极大的伤害。
当前紧锣密鼓推进的司法改革,致力于提升和彰显司法公正与权威,因此有效化解执行难成为法院无从回避、势在必行的一项重要工作。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决策者之所以在2016年提出“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除了因为解决执行难问题迫在眉睫之外,主要还是因为在国家大数据战略背景下法院信息化的发展为解决执行难提供了契机和手段。
执行信息化是法院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强调要“牢牢把握信息化发展带来的难得历史机遇,大力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执行领域的广泛应用,完善网络化、自动化执行查控体系,推进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制度,实现执行模式的历史性变革”。为了聚合执行力量,提升执行效率和执行强度,最高人民法院在地方试点的基础上推广执行指挥中心建设。201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指挥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建成覆盖全国法院的执行指挥系统,实现了全国四级法院间的执行网络纵向互联,同时还与各中央国家机关、商业银行总行网络横向对接。执行指挥系统的建设与完善,有助于构建上级法院“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的执行新体制,营造执行实施工作全国一盘棋的格局。
二成就:与法院执行工作深度融合
执行指挥系统以执行网络查控为核心,兼具信息公开、信用惩戒、监督管理等功能。执行指挥系统好比执行工作的中枢,遇到错综复杂的执行案件,可制定最佳执行方案,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横向监督到人,指挥本院执行人员的具体执行实施工作;纵向指挥到底,实现四级法院执行工作统一部署、互联互通。信息化与执行工作深度融合主要体现为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执行案件流程节点系统的开发和应用以及联合惩戒机制的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通过与相关部门建立强大的查控网络,以最大范围内、最快速度地“查物找人”,甚至实现网上冻结、扣划,提高了执行效率。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将执行案件纳入节点管理,确立执行行为标准,实现执行权力运行的规范化,把执行权关进信息技术打造的“笼子”;将包括终本案件在内的所有案件纳入系统管理,防止体外循环逃避监督;借助电子商务的发展,推广司法网拍,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实现阳光执行、廉洁执行。建立在数据对接基础上的联合惩戒机制,是法院挥向失信被执行人的组合拳,通过地毯式失信曝光和高压式联合惩戒,营造失信者寸步难行的社会环境,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体系。信息化在执行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契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强化执行工作“一性两化”的工作思路,通过提升执行工作的强制性、信息化和规范化,不仅将执行权关进了“笼子”,而且最终有助于破解执行难题。
(一)铺就执行“高速路”
为了解决查人找物的难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地方试点的基础上,下决心建立全国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并对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提出查控全面化、一体化、集约化、自动化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正式开通网络执行查控体系,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交通部、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腾讯、支付宝、京东等部门单位完成了网络查控对接,实现了对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银行存款(包括网络银行)、车辆、船舶、证券、身份证件、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商登记、人民币结算账户和银行卡消费记录等信息的查询和部分控制。地方法院也先后建立了覆盖辖区范围的网络执行查控体系,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查控系统的有效补充。有的地方法院查控体系覆盖的查控范围甚至更广,包括房屋、土地、地方商业银行存款等尚未完成全国统一登记的财产类型。有的地方还借助科技创新实现了查控自动智能化。
执行查询系统让执行工作驶入“高速路”,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铺就的“国道”和高(中)级人民法院“点对点”网络执行查控系统铺就的“省(市)道”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实现了财产形式全覆盖、查控功能一体化以及网络找人有迹可循,大大推动了法院的执行工作。“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在应用上实现了全国四级法院全覆盖,截至2016年12月底,累计查询数量1.95亿条。
1.财产形式全覆盖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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