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一体化-呼唤新型合作模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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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一体化:呼唤新型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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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版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反映了亚洲的需求和中国立足亚洲、繁荣亚洲的大国战略抱负。实践中，“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只有在推动亚洲一体化和共同繁荣的进程中才能逐步实现，中国的影响力也将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发挥。但“一带一路”的建设如何才能推动亚洲的一体化进程呢？我们前面分析了亚洲一体化的“飞地”性，也探讨了外部吸引造成的离心效应和内部缺少主导力量的问题。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实践，就会发现还没有一条适合亚洲一体化的道路，或者说适合亚洲各国实际情况的区域合作制度平台。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采取的以重新规划、消除制度壁垒为主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是西欧国家在推进区域合作过程中从地区实际出发形成的一体化战略，并不是完全适应全球每个角落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实践中千差万别的区域一体化协议文本以及五花八门的原产地规则设计，已经证明了自由贸易区作为一体化战略所遭遇的水土不服。因此，在外部经济对亚洲国家的吸引力无法消除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建设应从探讨培育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入手寻求亚洲一体化的突破。

一亚洲一体化模式的形成

亚洲的经济一体化有两种不同的动力源：内部次区域合作及其扩展和外部一体化进程的吸纳。前者主要是东盟的自贸区建设及其扩展，后者主要是美国主导的APEC及后来的TPP。这是两个目标不同的进程，但都选择从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入手，以自贸区建设的形式推动地区一体化。

（1）东盟的“轴-辐”式自贸区模式

东盟在冷战时期就开始推动特惠贸易安排，从最初保证经济安全逐步发展到促进内部贸易。[1]1992年东盟开始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其直接动力是扩大区内市场，应对北美自贸区（NAFTA）建设的成分很大。[2]因为东盟各国在参与东亚雁行模式形成的地区生产网络进程中，都采取了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对外部市场尤其是欧美等最终消费市场依赖性很强。冷战结束后美国推动建设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排他性区域安排。也就是说，东亚选择的是与欧洲和北美同样的一体化道路，从拆除主权国家给自由贸易设置的人为障碍开始，自然也期待着自由贸易区能够逐步发展到更高级别的共同体，东盟从2002年开始的共同体建设已经证明了这个逻辑的存在。

但在推动内部合作过程中，东盟发现无法像欧洲那样推动一体化建设。成员国之间巨大的差异性使东盟不得不采取一种建立在协调一致基础上的“东盟方式”建设自贸区。这自然使东盟的自贸区建设进程放缓，被批评为只看重维护进程，而不重视合作进展。[3]对此，东盟前任秘书长塞韦里诺先生以东南亚不是西欧作为回应。[4]应该承认，对东南亚现实的这种认识是一种很重要的自省，但它导向了把“东盟方式”这种带有巨大妥协性的安排推向亚太的呼吁确实是个遗憾。[5]因为在内部关税已经大幅降低，但区内贸易份额没有任何显著提升的情况下，如果东盟把自信转向质疑自己所采纳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进而寻求一种适合东南亚现实的一体化制度，可以对亚洲各国间合作做出更大贡献。

但在实践中，东盟选择一方面把东盟自贸区向东北亚拓展，逐步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轴-辐”式自贸区结构，以弥补内部市场建设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提出建设目标要求更高的经济共同体，试图以成员国之间的“同行压力”迫使各成员加快一体化步伐，提升东盟在这个结构中的轴心地位。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东盟从自身利益需求出发采取的大国平衡战略，强化了东盟对地区合作“中心地位”的敏感维护，导致东盟最终选择把自贸区安排向亚洲外部扩展，形成了开放性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6]

（2）美国主导的选择性吸收一体化

美国一直自认为是太平洋国家，其在东亚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使其深度卷入这一地区事务。冷战结束后，美国参与澳大利亚等国家倡导的APEC合作，并逐步把部分东亚经济体吸收到这个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进程中。[7]1994年APEC提出茂物目标，各成员开始认真推动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9·11”事件发生后，APEC开始探讨非经济议题，但地区贸易自由化仍取得了很大成就：1989年APEC成员的平均关税在18%左右，到2013年已经下降到6%左右。在亚太一体化的制度性安排方面，APEC却没有取得有效进展。2006年提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没有得到APEC各方的认真推动，此后美国对建设FTAAP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认真对待茂物目标确定的APEC发达经济体到2010年率先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而是自2009年起转向推动建设TPP。TPP以建设白金标准的亚太自贸区为目标，再次对APEC范围内的亚太经济体选择性吸收，[8]目前已经有12个APEC成员参加了TPP谈判。

除了选择性吸收，TPP遵循的是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