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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侯云灏[郑州大学学报]

时间：2004年10月15日作者：侯云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

20世纪西方史学传入并影响中国，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世纪初，民国时期，

新中国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不同时期，传入的内容各有不同，传播的途径、

宗旨和目的及其表现出的总体特征也各不相同。关于西学对中学的影响问题，

长期以来，存在较大的分歧。梁启超认为：“东学之不如西学，夫人而知矣，

何也?东之有学，无一不从西来也。”(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

之四》)过分夸大了西学对中国的影响。但是，如果对西学视而不见，漠视其

影响，显然也不符合事实。如何恰当评价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惟一正

确的办法就是，结合西方史学传入并影响中国史学的客观实际，对其作出实事

求是的评价和概括。

20世纪初传入的西方史学，包括世界史、区域史、国别史、编年史等各类

史书，内容涉及各国历史，特别是改革史、立宪史、兴亡史、革命史、独立史、

文明史以及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基本上属于西方早期文明史学的范围。从传播

途径上说，主要以通过日本作为中介传入的为主。如日本学者冈本监辅著《万

国史记》、小川银次郎等著《西洋史要》、本多浅次郎著《西洋历史教科书》、

箕作元八、峰岸米造著《欧罗巴通史》、浮田和民著《史学原论》等。也有直

接翻译过来，如英国人李思伦白(JohnLambertRees)著《万国通史》(History

ofAncientandModernNations)、美国人迈尔著《迈尔通史》(MyersGeneral

History)等，总共约二百多种。从整体上看，此期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具有如

下特点：一是史地内容杂糅，类似于史地志的书较多；二是以唤起民族觉醒、

挽救民族危亡为主旨的改革史、兴亡史和文明史居多；三是多通过日本这一中介

传播过来，这是一个最突出的特点。西方的著作，在经过日本人的翻译改造之

后，失去了西方史学原来固有的语境，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日本的痕迹，再传入

中国，有的完全走了样，日本人自己的著作就更是如此。例如，在光绪二十九

年(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本持地六三郎著、赵必振译《东亚将来大势论》(原

名《支那问题》，又名《日本国民之觉悟》)一书说：“夫支那之将来，即支

那亦难以自知，然以今日社会上、政治上腐蚀朽败之现状，而欲望其改弦更张，

诚非易言。分裂之势必不能免，其结果也亦未知鹿死谁手。”“分割者一时之

势，终必归于统一，所悲者，继而统一之人，非亚细亚人种而斯拉夫之人种。”

意思是说，将来灭亡中国的并不是亚洲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斯拉夫人种、是

欧洲人。在20世纪初，这种带有日本利益色彩的观点，比比皆是。而国人沈兆

ｈｕī@①在《新学书目提要》中评论道：“支那之分割，吾知日本且与泰西列强

得分羹染指之惠，岂真有爱情于支那乎?吾得而断之曰：‘支那者，支那人之支

那。支那之亡，支那人自亡之；支那之兴，支那人自兴之。’将来之东亚，其

果如持氏所言乎?”(沈兆ｈｕī@①《新学书目提要》中《历史类》，上海通雅

书局印行，光绪29年版)对于日本学者有关中国和亚洲问题的论述，保持了应

有的警觉。这是我们在研究20世纪初西方史学对中国的影响时，所应特别注意

的。日本学者的改造，已经使西方史学变了形。研究中必须重视西方史学的传

播背景，要进行不同层次的还原，把西方史学真正放在西方社会历史和史学发

展的客观进程中，原原本本地加以把握，不应断章取义。

民国时期是西方史学大量涌入、广泛影响中国的时期，诸史学流派众流竞进、

眼花缭乱。从历史观来说，有英国早期文明史观、德国民族主义史观、美国新

史学，还有文化形态史观、生机史观、生物史观、经济史观、唯物史观、实证

史学等。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众多史学流派大都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