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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治理困境与超越

本文从全球环境的公共产品特征出发，明确界定全球环境治理

是无政府状态下各国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问题而采取集体行

动。集体行动的博弈可以借助“雪堆博弈”走出“囚徒困境”

的结局。《巴黎协定》的达成充分说明了各国在全球环境问题

上的从指责到合作的态度转变。

全球环境科学治理几乎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然

而，研究全球治理问题还是应该有一个规范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此基础上展开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否则简直就是自说自

话。全球治理是由国家或经济体构成的多权力中心的国际社

会，为处理全球问题而建立的具有自我实施性质的国际制度、

规则或机制总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全球治理是在

没有世界政府状态下，各国际博弈者通过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

国际社会中市场失灵的努力过程。

在厘清全球治理的问题本质之后，可以明确全球环境治理是在

无政府状态下，各国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问题而采取集体行

动，试图建立有约束力的自我实施性质的国际协议，来避免全

球环境陷于日益恶化的局面。根据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判断

标准，全球环境几乎属于纯公共产品。此外，它还是一个具有

巨大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好的环境则令其四周都受益，反则受

害。事实上，这一过程存在一定的不对称，维持环境的成本则

相对集中，而环境的受益者则比较分散。在环境保护这一公共

产品的供给问题上，表面上看存在着大量的供给者参与供给，

其实任何参与者都不太可能成为影响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人

物。

因此，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参与者对公共产品的供给

意愿不会提高，都倾向选择“不贡献”策略，期望其他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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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所贡献进而能坐享其成。“搭便车”的心理与“囚徒困

境”的结局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参与者追求的合作

解。因此，改变外在的激励条件，实现个体理性和激励相容的

有效结合是突破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途径。

一、全球环境：一个公共产品

全球环境的保护可以被视为一个集体行动问题。集体行动最初

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走进现代经济学的视野肇始于20

世纪60年代，后来逐渐成为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的重

要研究内容。时至今日，集体行动问题已经成为渗透到政治、

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凡是

涉及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与个体理性行为的研究与讨论，总是

绕不开集体行动问题，更确切地讲是绕不开集体行动的困境这

一根本问题。

(一)集体行动中的“理性人”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体会对行动的

成本与收益进行理性计算，对参与行动的收益与成本进行比

较，从心理活动到参与行为必须经过一个动员的过程。奥尔森

在阐述集体行动的逻辑时，就指出在大集团这种“潜在集团”

中，成员只有通过“选择性激励”才有可能被动员起来。但

是，奥尔森否定了经济激励标榜为“唯一激励”的可能。根据

性质和作用的不同，“选择性激励”可以划分为“正面激励”

和“负面激励”，并且指出“社会激励的本质就是他们能对个

人加以区别对待”。然而，在奥尔森看来，这种社会激励只有

在小的集团才起作用。

“搭便车”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集体收益是一个公共产品。在

公共品的供给博弈中，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会导致合作无法实

现，造成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局面。然而大量研究表明，对搭

便车的行为进行惩罚，是维持合作的有效途径。但无法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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