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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诗与《列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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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思雨

摘要：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在诗法和诗艺上独树一帜，他生性豁达恬淡，好读佛书道典，受佛道思想浸染颇深，其诗也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其中《列子》里精辟的言论、独特的寓言以及深邃的思想对黄庭坚的人生观念和文学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人生观、处世态度及诗法来探讨山谷诗与《列子》之间的神合之处。

关键词：《列子》；黄庭坚；宋代文学；人生境界

一、人生观

黄庭坚一生深受道家思想浸染，其诗在典故、思想、诗法上都贯穿着典型的道家思维，与道家精神一脉相承。当时北宋政局动荡，诡谲多变的政治风云几乎笼罩了黄庭坚整个仕宦生涯。尤其是在为官的最后十年，黄庭坚被一贬再贬，谪至崎岖险阻的南蛮之地，他的人生历程可谓是“既以放逐首开其端，亦以放逐终其一生”。然而残酷严苛的政治环境、恶劣孤寂的生存状态和坎坷多舛的人生境遇并未使黄庭坚颓放消极，《列子》思想成为贬谪生涯中消解痛苦的一剂良药，让他在党锢中超然物外，消解痛苦。

二、处世态度

黄庭坚性情敦厚，胸襟旷达，“丈夫存远大，胸次要落落”可作为他的自我写照。面对官场小人的钻营取巧，他表明“泾流不浊渭”、“金石不随波”的坚定立场，不愿为功名利禄而趋炎附势，其清高孤傲之心可见一斑。然而诗中又有不少随俗从众的想法，例如“人间万事醉如泥”、“浊径清渭要同流”，可见黄庭坚虽心怀冰心是非分明，对待人事并不采取坚硬决绝的态度，而是随遇而安，与世委蛇。这种处世之道与道家顺命自然的人生哲学是有联系的，不追求独立特行，而是选择相对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的处世方式。之所以这两种矛盾的心态融合在黄庭坚身上，与当时的境遇无不关联。黄庭坚所处之世如同“歧路”，“歧路”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喻指分离的意象。黄诗中频现这一典故，但不止停留在离别惜别的表层涵义，而引申至对人生道路和现实的思考。“亡羊歧路”典故出自于《列子·杨朱篇》，亡羊因歧路多端而难返，而人的一生所要面对的岔路口更是多不胜数。北宋政局新党旧党明争暗斗，势力此消彼长，在动荡的时局中做出的每个选择能影响着人生的升沉荣辱，可谓事关重大。黄庭坚虽非位居政要，但也不能超然于斗争之外，面对党争选择不免也有犹豫难决的痛苦。在诗中他感慨“亡羊多歧悲”、“亡羊路南北”，其彷徨心境由此可见。

此外，“鸥鸟”是黄庭坚尤喜引用且最能代表其处世态度的意象。在山谷诗中“鸥鸟”不再只是简单地代表自由的象征或是独立人格的喻体，而是寄寓着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和理想。“鸥鸟”典故出自于《列子·杨朱篇》：“海上有人好鸥鸟者，旦而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至者数百。其父曰：“吾闻鸥从汝游，试取来，吾从玩之”。曰：“诺”。明旦，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当人不带目的性地与自然万物往来时，物我皆处于和谐的自然的状态，而当藏有机心时，人与自然之间的亲近无复存在，所以说人与自然相处的最高境界即是忘机。黄庭坚在滔滔宦海中漂泊沉浮无所建树，本有江鸥自在翱翔之愿，而今却身陷廊庙似笼中之雉，自然有“平生荆鸡化黄鹄，今日江鸥作樊雉”之叹。此意象主要集中在黄庭坚身居贬谪地最后十年诗集中，在官网中挣扎已久的他渴望摆脱与政治的纠葛关系，进入“无机与游”的境界。在黄庭坚眼中，官场中因意气之争而相互倾轧的同僚都俨然成了异化的存在，只有恢复无机之本质才是正常的人和政治。于是他在诗中反复讴歌这种理想的状态：“平生濯缨心，鸥鸟共忘年”、“虚舟无事鸥与游”、“安得酒船三万斛，棹歌长入白鸥群。”可见其在经历升沉荣辱后，留恋官场之心愈发消解困顿，回归淳朴自然之愿愈发明晰强烈，

三、诗法

山谷诗的诗法也受《列子》寓言的启发，创作了“箭锋相直”的诗学理论。黄庭坚多次以射箭来比拟作诗，如“乃能持一镞，与我箭锋直”、“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这两处同时运用了《列子》中“纪昌学射”的典故，这则寓言本意在于教导人学习应刻苦坚持、虚心求教，后被禅林比喻为“理事”或“句意”相投。黄庭坚在诗论中吸收了禅宗的解释，并加入了自己对寓言的思索，将之进一步引申为创作诗歌的心得。黄庭坚诗学中有这样的论述：“有德者之验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锋相直，岂巧力之谓哉？”黄庭坚认为人生境界决定了作品的思想层次，达到“箭锋相直”的境界绝非刻意修炼的“力”所能为，而是一种“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超神入化的自由境界。

黄庭坚的创作论讲求句法、诗律、谋篇布局等规则范式，这些绳墨规矩常为后人批评“各有定处不可乱”的刻板结构。然而这些主张严守法度的诗论只是黄庭坚针对初学者而言，并非其诗学精髓之处。黄庭坚追求规矩中的变化，渴望进入“无所用智”、“无意为文”的原始自然状态。正如黄庭坚所说：“师之入室，不陟阶渐，如石投水，如箭锋相直，如印印泥”。“印印泥”原比喻书法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