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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视角下的环境侵权、生态破坏责任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此我国正式进入民法典时代。民法是最典

型的私法，其基本任务是调节私法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又基于权利

法属性，民事法律规范以权利为核心，围绕权利的归属、行使和保护

制定各种规范。侵权法属于民法规范体系中的保护规范。［１］侵权

责任编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从维护被侵权人的利益考

量，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害后如何救济。由于环境

侵权关系中污染者一方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加之污染的长期性、潜伏

性、无形性以及损害后果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等，导致环境侵权责

任在构成要件、归责原则、举证责任等方面也区别于一般的侵权责任，

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无论是一般侵权责任还是其他各项特

殊侵权责任，均是以侵权人侵害特定权利主体的民事权益为要件。

［２］

一、《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七章在制度设置上具有了复合性特点。

具体而言，该章既调整私法主体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遭受人身、

财产损害的情形，亦调整生态环境本身遭受损害的情形。［３］侵权

责任编切实贯彻了民法典总则的绿色限定原则，为环境争议的及时解

决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对于公法机制与私法机制协同调整的事务做

出基础性规定。［４］

其中，侵权责任编第１２２９条明确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环境行为的

特征是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放的物质或能量超出了环境的自净能

力或生物的承受限度，可能对生态环境原有的健康、安宁的状态造成

损害。而破坏生态行为则是向环境过度索取物质和能量，不合理地使

用自然环境，导致环境要素的数量或质量改变，可能造成生态失衡、

资源枯竭而危及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与发展等损害。从行为特征上

看，两者有明显差别，而且致害机理亦不相同：污染环境行为是排放，

向外界输送原本不属于环境的物质或能量；破坏生态行为则是索取、

开发等，向环境索取或者破坏其中一个或多个要素。污染环境的行为

既可能导致人身财产损害尤其是人体健康损害、亦可能导致生态破

坏，生态破坏不是其必然和最终后果；破坏生态行为可能导致生态失

衡或人类及生物生存环境恶化的后果。确认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导致

的侵犯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双重后果，规定生态修复、污染治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承担的特殊方式。［５］

第１２３０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

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

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该规定的举证责任属于结果意

义上的举证责任（加害人举证责任）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１５年６月

３日）中所列的受害人初步举证责任则属于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受害人初步证据举证）。因此，区分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行为

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具有重要意义。［６］第１２３１条规定：“两个

以上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

种类、浓度、排放量，破坏生态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行为对损

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系共同环境侵权、共同破坏生态侵

权下的责任划分，应考量的基本因素。

第１２３２条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系污

染环境、破坏生态侵权行为下的惩罚性赔偿规定。第１２３４条同时

规定：“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

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

修复责任。侵权人在期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

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

该环境侵权责任章中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理解为恢复原状的特殊

情形，是对传统的恢复原状责任的丰富和发展。根据《环境侵权解释》

第１４条的规定“被侵权人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判

污染者承担环境修复责任，并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环境修复义务时应

当承担的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是对恢复原状的扩大解释。

但实际上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传统的恢复原状责任存在恢复对象、责

任内容和功能等方面的差异。传统的恢复原状责任的恢复客体定位为

民事权益，目的在于重建被损害的利益，维护权利或法益的完整。［７］

亦有观点认为，“生态修复”与传统意义上作为侵权责任承担形式的

“恢复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