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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史学理念的巩固与发展1、记事求真、如实撰史的准则坚定不摇，更为强化。求真、如实的理念，是史学存在与发展的精神底线，而这一准则，最容易与王朝政治发生冲突，触动统治者与权贵的私利。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政治与史学的冲突频频发作，如三国时期吴国韦曜的下狱被杀，十六国中匈奴政权刘聪杀史官公师彧等人，北魏崔浩之史狱，北齐魏收撰《魏书》引起的轩然大波，东晋桓温对史家孙盛发出威胁，南朝梁武帝焚毁吴均所撰之史等等。然而，韦曜虽被处死，吴国君主对修史的要求也无法实现。魏收记史的真实部分虽得罪官僚势力，但北齐政权却实际支持。桓温的威胁，反而提高了孙盛的名望。其余少数民族政权政治狱实现的冲突，我们且留待后文分析。要之，这些冲突尽管有的后果十分惨烈，但却都没有撼动如实撰史的史学理念，求真的准则实际更加强化。三国时魏国王沉撰写《魏书》44卷，取媚司马氏“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在晋朝也得不到认可，被世人完全摒弃。东晋初年权臣王导上疏荐干宝修史，明确提出官修史应当“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使官方政权亦以如实撰史为旗号。而干宝在《晋纪》记载了杀魏主曹髦之后的尴尬场面，实际揭露与讥刺了司马昭弑君的行为。他还记述说：“杀尚书王经，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王经是了解魏帝曹髦欲讨伐司马昭的官员，但未向司马昭报告。这里肯定王经的正直，岂不等于批判了西晋的“我”？真可谓是诙谐、幽默的史家直笔。另外如上文所述，《晋纪总论》中对西晋灭亡的评论，颇具直书实录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这些得到政界与学界的普遍认可，表明如实撰史的理念之深入人心。在南北朝时期，无论官方、私家议论编纂史书时，常将“善恶俱书，成败毕记”、（《宋书》卷九四《徐爰传》载徐爰奏上表）“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载其奏陈政事书）“直书时事，无讳国恶”（《魏书》卷七下《高祖纪》载魏孝文帝语）等等列为规范。南梁吴均私自撰《齐春秋》，梁武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南史》卷七二《吴均传》）这个记载值得注意：梁武帝讨厌吴均撰史如实，却要以攻击“其书不实”来禁毁，充分说明“实录”已经成为公认的史学准则，在理论上不可撼动。2、发展了关于史学宗旨、功用与地位的认识。先秦至东汉，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已经相当完备，这种认识在三国至南北朝动荡、战乱中，仍然得以巩固。“叙录功美，垂之无穷”，（《三国志吴书》卷五三《薛综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是这一时期官方修史的基本宗旨，也表现了对史学功用的期盼。东晋初年王导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以书，著为令典，垂之无穷。”（《晋书》卷八二《干宝传》）与前引三国时吴国华覈上疏竟然意旨全同。北魏李彪上疏论修史事说：“金石可灭而流风不泯者，其唯载籍乎！……史职不修，事多沦旷，天人之际，不可须臾阙乎。”他认为“一日不书，百事荒芜……绵绵休烈，若不恢史阐录，惧上业茂功始有缺矣”。（《魏书》卷六二《李彪传》）类似的议论甚多，不必一一列举。而对于史学提供鉴戒作用，官方和学者也时时论述，例如崔鸿撰《十六国春秋》，认为其历史中“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魏书》卷六七《崔光附崔鸿传》）司马彪认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晋书》卷八二《司马彪传》）这里同时涉及了史学的教化作用。《华阳国志》作者常璩说“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华阳国志》卷一二《序志》）毫无疑问，这是荀悦“五志”之论的翻版，表明荀悦的史学观点已经成为流行的共识。刘勰《文心雕龙》卷四有《史传》篇，是截至南朝史学发展的总结之文，对荀悦等人的思想有承袭、有修正，具有史学理论的代表性。其中论述史学的宗旨与功用认为：“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徵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他对史学和史家予以莫大的期望：“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邱明，直归南董。”这种精辟的论述、饱满的热情，是荀悦以后的又一个时代史学理念的写照。3、史官“史权”理念的重建。在先秦时期，史官“君举必书”，而且“书法不隐”成为共识，表明史官记史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这种“史权”，曾是维系传统史学健康发展的理念之一。齐国史官不惜牺牲生命书写“崔杼弑其君”于史册，晋国董狐记史迫使权臣赵盾就范，皆为史官行使史权的显例。秦汉时期，这种“史权”日益淡化，已不见记载。而南北朝时期，却又以新的形式得以一定程度的重建，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新型的“史权”，恰恰就在史学与政治冲突激烈的北朝政权内重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