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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教育传统与现代教育

自汉代肇始，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史，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就是儒家的教育史。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开始成为封建皇朝的统治思想，此后，历经政权更迭、其他思想的冲击，儒学均成功延续，并在不断地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吸收不同思想的内容之后，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因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大体说是儒家的文化传统。而作为儒家文化传统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儒家教育传统，自然可以代表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而被关注、辨析和扬弃。

一、 儒家教育传统

首先，我们应当明确的是教育传统和传统教育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教育传统是一个抽象概念，它超越历史的羁绊，从历史中获得相对独立性，对任何时期的具象教育都起着指导作用，同时又是不同时期具象教育所隐含的内在精神的升华，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广泛的包容性、稳定的延续性，既是不断发展、常释常新的流变体，又是一种教育区别于另一种教育的相对稳定的参照系。而传统教育是一个具象概念，是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流行的、具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是具体的静态的凝固体，与现代教育相对，是属于过去的东西。

传统教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外在表现。汉代初立儒学的统治地位开始确立，儒学的教育也开始成为官办教育的主要内容。两汉时期，中央有太学，地方有“学”、“校”、“庠”、“序”，主要教授儒家经典，并以之为选官考试的重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机构有国子学、太学、小学，教育的内容涵盖儒、释、道等多个方面，九品中正制则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选士制度。唐代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备的教育体系，中央设国子监总辖各学，地方有州县官学，同时，唐代确立了科举考试制度，为后世沿用。宋代“书院”教育发达。明清教育机构则大致沿袭前代。而无论历代教育机构与体制如何变化，儒学作为教育的最主要内容的情况始终不曾改变。

而儒家的教育传统却有着一贯性的内部核心。以“有教无类”为教育原则，重视人文教育，并以“德育为先”。在教学实践中，采取“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的育人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自觉的自律意识。提倡学习“终身不辍”，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躬行实践”。

二、 近代以来儒家教育传统的危机

近代以来，伴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和灭亡，作为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儒家思想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儒家教育传统更是首当其冲的遭到批判，甚至遗弃。其所遭遇的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式的官学教育教学改革为标志。所谓“中体西用”，是指教育教学的主体思想和内容仍以儒家思想和经典为主十，但掺入西方科学实用知识课程，其开始的标志是清政府于1862年开办的洋务学堂。在这一阶段的前期，洋务学堂多是京师同文馆、福州船务学堂之类的，以教授实用性技能为主的职业化学堂，它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儒家传统教育的部分内容，但并未对儒家教育传统造成大的冲击。后期，清政府于1901年下令停试武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书院为学堂，1905年设学部，废除科举，举办以班级教学替代传统的个别教学的新学校，西方现代学校教育观念和体制才开始影响我国教育传统。这种官办的“中体西用”的办学模式一直沿用至中华民国成立前夕。“中体西用”的办学模式和西方实用技术的教学内容的出现，实际上标志着儒家传统教育的终结，而深层的儒家的教育教学思想和方法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儒家教育传统仍占据统治地位。

第二阶段是从中华民国建立到新中国建立前的一整段时间，这一阶段儒家教育传统受到全面冲击，失去了统治地位。中华民国建立后，明令废除小学读经，大学也不再设经学科，尊孔仪式和读经活动开始从学校中消亡。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又公布了体现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结合的新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⑴。随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出于复辟帝制的需要，推行“尊孔复古”。他分别于1913年和1915年下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和恢复学生读经，并提出教育“必于忠孝节义植其基”⑵，而这最终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立场鲜明地反对“尊孔复古”：一方面，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出对作为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的儒家思想进行彻底批判；另一方面，批判封建主义的教育，主张建立现代教育即以科学和民主为中心的新教育。他们推动现代教育思想的传入，并使之作为一种时代精神被中国人接受，儒家教育传统则被不加甄别的推下神坛。诚然，现代教育思想的引进对中国教育现代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该时期对儒学以及儒学教育传统的批判，多因裹挟着政治意图，而存在着非理性的绝对否定的现象。

第三个阶段是从新中国的建立到当下。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央确定教育的任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