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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物质层面、科技层面的现代化的三个问题 在过去十年中，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困难，这些有争议的年轻人引起了传统文化的反思，中西文化的优势和劣势是一致的，他们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然而由于他们忧患激情多于冷峻的科学思考,因而他们关于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论点并不科学。还有极少数人,甚至借“中西文化对比研究”之名,散布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盘西化”等有害论调,流毒极广、为害很大。这里就近年文化热中的三种观点,略加剖析。 一、 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飞 有些论者认为:“只有物质层面、科技层面的现代化,没有精神层面,文化深层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腾飞只是一句空话。”(参见《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4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反思与超越》)这是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姑且名之曰精神文化决定论。此论就其看到精神文化的重要性而言,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偏颇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它自相矛盾,经不起逻辑推敲。殊不知,“物质层面、科技层面的现代化”正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现代化(复兴与腾飞)的主要标志。我国一旦实现了物质层面、科技层面的现代化,也即意味着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与腾飞,怎能说“只是一句空话”呢?这在逻辑上能自圆其说吗? 其二,有了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固然可以转化为物质、科技层面的现代化。无奈精神总是摆脱不了物质的纠缠。在物质层面没有现代化之前,精神层面要超前实现现代化,简直难于上青天。中国如今在精神层面方面之所以远远没有现代化,固然同我们一度忽视思想政冶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关系,但其根本原因并不在此,而在于物质层面方面还远远没有现代化。而后者所以长期难以现代化,主要原因不在于人们的社会意识落后,也不在于中国人的素质差,而在于物质文化借以运转和生发的体制落后。体制作为一种由法律、规章制度确定下来的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范式、价值取向、思想作风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存在范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比人们的思想作风(精神文化层面)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全局性,因而人们的精神层面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它规范,而且也极大地制约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中国在各方面的落后,从根本上说,在于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落后,缺乏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出路在于体制改革——改革束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体制。舍去体制改革这个根本,不管如何努力从事思想启蒙和文化建设,都难以实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放弃“物质层面”建设这个中心,仅仅抓精神层面的建设,不仅难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难以实现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化。 二、 传统文化的相对人“私权”与“儒家文化”的矛盾,让农民拥有真正的利益 “不彻底抛弃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无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当代新启蒙派或反传统派的一个主要论点。因而这一派把孔孟儒学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笔者认为,这种论点似有无的放矢之嫌,因为它缺乏现实根据,因而只能使中国陷进“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于现代化毫无裨益。 其一,它无视妨碍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原因,把中国落后的主因归咎于两千年前的文化。他们大批特批孔孟的重义轻利,重群体、轻个性、“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道德观念,而把认为这些观念至今仍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学者统统贬为“新儒家学派”。他们的批判,貌似有道理,实际难以令人信服;貌似激进,实际上则十分保守——客观上起了掩盖现实中那些真正妨碍改革开放,妨碍现代化建设的腐败现象的作用,转移了人们反对腐败现象的视线。当然,这并不是所有反传统派的初衷。 只要敢于面对现实的人都会发现:儒家伦理道德观忿,经过历代封建王朝腐朽的统治阶级的践踏,特别是经过帝国主义侵华时期洋奴哲学的灌输和10年“文革”的冲击,如今已经丧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不讲仁义,对集体、对国家漠不关心的非道德论;是人欲横流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损人利己主义;是连月亮都是西方好的崇洋媚外的洋奴哲学;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早已扬弃了的封建渣滓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糟粕的混合物。现实情况是:杀人越货,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犯罪现象日见其多,见义勇为者受孤立,面对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作恶充当无动于衷的看客的反常现象经常发生;行贿索贿,钻改革的空子发横财,以权谋私徇私,以钱买权用权,实行钱权的结合以谋暴利的现象,已不是什么罕见的特例;以前还有抵制洋货以保护民族工商业之举,现在则大量进口洋烟、洋酒、洋车以损害本国民族工商业;至于商业领域里,以次充优,以假冒真,或以土冒洋,或假冒商际,或偷税漏税,更是时有所闻,在生产上,浪费自然资源,制造环境污染,拚消耗,拚设备,只图眼前利益,全然不顾长远未来,也不顾及子孙后代等现象屡禁不止。过去是国家兴亡,匹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