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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制度的规定性 文学制度是文学活动的制度特征。它有观念形态和物质形制两个层次, 包括创制精神、用象形制、概念范畴、文用形态、篇章体式、传写形式等具体内容。这些都是文学自身的形质规制, 也就是说, 文学制度是文学自身的规定性。这规定性是自生的、自性的、自足的、自适的、自化的。1准依于此, 上古文学制度就是上古时期文学自身的规定性。 我们认为, 引入文学制度的观念, 可以拓展和深化文学研究;这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 更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随着中国文学全球化进程的加深, 其文化特征和民族标识将凸显, 从而诱导中国文学研究本土化;而在当前学术多元化的格局中, 本土化又以弱化决定论为前提。如若淡化近世以来流行的决定论, 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就会自然呈露。当然这里引入文学制度的观念, 并非漠视艺术哲学和审美心理, 而是让此类微危因素落实到制度层面, 使之支撑在中国文学自身的规定性上。 一、 “制”、“度”“标”的“制度”意蕴 文学是一种活动, 这是当今的通识。至于文学活动之指称, 则有反映、表现、创作、创新、文本、文体、批评、鉴赏、发展、演变等等。近世以来, 这些用语极为流行, 渐成文学活动专名;但衡以中国文学实际, 则难免支离肤泛不切。其实, 中国文学固有的一个用语, 更能涵容文学活动诸层面;只因外来文学观念之喧夺, 使它在近世以来渐被遗忘。今将试图拂尘吹沙, 揭举之曰文学制度。所谓文学制度, 质言之, 就是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它由文学自身生成, 不为外力强加, 而且是恒定绵延的, 不可乖违越弃;它又是圆融自足的, 未尝有所亏欠;但又非一成不变的, 而能适时变化。这种文学自身的规定性, 也就是文学制度的实质。 关于文学制度, 前人的认知若隐若现, 似无清晰的学理阐述。但它从未中歇衰竭过, 而是绵延在各种议论中, 且形成一条演进路径。孔门《诗》说、王充《论衡》、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刘知几《史通》、严羽《沧浪诗话》、胡应麟《诗薮》和许学夷《诗源辩体》、章学诚《文史通义》, 阮元、章炳麟和刘师培辈的相关论说……, 诸家所论未必尽同, 然而增减损益, 实已自成一统。1只可惜, 近世论者茫然放失, 而不思追悔挽回之。窃以为, 若欲追寻文学制度观念, 就应依循这一统系而上溯。 由于中国文论术语不很规范, 文学制度之称谓亦非整齐划一, 其表述语往往变换不定, 而未曾通用“制度”一词。如刘勰曰:“童子雕琢, 必先雅制……八体虽殊, 会通合数。”506(《体性》) “数”指数度, 亦即“度”, 故知“雅制”、“合数”照应成文, 实隐含文学制度之义。再如陈绎曾曰:“齐、梁以下七言, 乃多古制, 韵度犹出盛唐人上一等。”3376(卷三十四转引《诗谱》) 此“古制”、“韵度”为互文, 虽已明确指称文学制度, 但尚未将“制”、“度”联词。叶燮以建筑构造喻诗, 称“宋诗则制度益精, 室中陈设, 种种玩好, 无所不蓄”62(外篇下二) 。此所云“制度”, 只是指建筑规制, 而非指文学制度。又如章学诚曰:“第文章可以学古, 而制度则必从时。”536(《妇学》) 此“文章”、“制度”区别言, 则“制度”显非指称文学。不过需要特加注意的是, 古人常遣用“制”、“度”构词, 用以指称中国文学制度的各层面内涵。 比如, 指称文学创作——刘勰《文心雕龙》:“剬[制]诗缉颂, 斧藻群言”2(《原道》) ;2“明帝纂戎, 制诗度曲”674(《时序》) 。此中“制”、“度”均含创制之施动义, 是较早指称文学创作的显例。指称文学体制——刘勰《文心雕龙》:“江左篇制, 溺乎玄风”674(《明诗》) ;“文之制体, 大小殊功” (《神思》) 。此“篇制”、“制体”, 均为文学体制之异称。指称文学体性——刘勰《文心雕龙》辟《体性》之目, 专篇研讨文学体性问题, 论列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 并指出此八种体性虽殊, 而推其根源、总其归途, 乃在于“制”与“数〈数度〉”。505指称文学批评——钟嵘《诗品》:“斯三品升降, 差非定制。” (《序》)192指称文学发展——刘勰《文心雕龙》:“夫情致异区, 文变殊术, 莫不因情立体, 即体成势也。势者, 乘利而为制也”529(《定势》) 。总之, 文学制度是中国固有的观念, 它不仅包蕴文学活动诸层面, 而且自来就蕴蓄着理论活力, 因而它具有强久的包容性和绵延性, 可望在文学全球化语境下再造生机。 关于上古的文学制度, 前人已有若干有效认知。兹简述如下: 关于文学的本原, 确立了文学的自生特质。就是说, 文学乃自然化生, 而不由外物主宰, 亦即自然而然, 而非他物使然。此一义, 肇论于原始道家 (即老列庄) 对天地万物之体道, 中经《文子·道原》和《淮南子·原道训》衍化, 最后由刘勰“夫岂外饰, 盖自然耳” (《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