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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 一、 劳动年龄的人口红利相关政策是以劳动保 人口福利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大卫霍洛姆等人，1998）。在中国等一个经历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变化和快速经济增长的大国，它面临着需求限制和不确定性的风险，因此对人口福祉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口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如教育、经济政策等(David Bloom.etc,2003),合宜的制度环境(都阳,2007),改革开放、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蔡昉,2009),以及经济发展政策、人口控制政策、教育普及政策(李魁,2010;车士义、郭琳,2011)。因为即使劳动年龄人口相对较多,如果不能契合经济发展的需求,或者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造成了限制,又或者没有对劳动力的适当激励制度,那么我国的人口红利也会演变为人口负担和人口压力。 另外一个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是劳动参与率。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失业率能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优势(都阳,2007)。同时,劳动参与率的扩大能够减缓人口红利减弱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蔡昉,2010)。仅仅依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动趋势来预测未来人口红利期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必然造成预测的偏差,因为收获人口红利需要劳动参与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当人口红利期结束、人口负债期来临时,更需要提高劳动参与率来削弱人口负债的影响。 制度因素、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因素、性别、城乡发展都是劳动参与率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很多学者的关注对象。但是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大学的持续大规模扩招导致的大学生入学率快速提升对15-24岁劳动参与率的显著影响,对我国人口红利作用的发挥也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劳动参与率的状况到底如何?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大学入学率提高会不会作用于人口红利?这些问题是本文研究的主题。 二、 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红利的实现 (一) 劳动力资源总量。在确定的基础上确定了 劳动参与率(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LPR)是用来反映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劳动参与率有多个定义和衡量标准。 国际劳工组织将劳动参与率定义为劳动力人口总数(包括正在从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与16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数之比。其中,劳动力指16岁以上正在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口;失业人口指正在找工作而暂时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口。中国国家统计局定义的经济活动人口指在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就业人员指在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是研究我国基本国情国力的重要指标。劳动参与率的公式则为经济活动人口(正在从业人口数和失业人口数)与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值。由于劳动力资源总量计算相对比较复杂,而且其与劳动适龄人口总量的计算结果相差不大,所以也有学者将劳动力资源总量用劳动适龄人口总量代替。国内学者曾湘泉对劳动参与率的定义与其他学者的相差较大,他认为劳动参与率的定义为经济活动人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结合以上几种观点,本文所用劳动参与率的定义为: 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15岁以上人口=经济活动人口15岁以上人口 其中,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15岁以上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以上老人之和。 (二)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 从经济意义上说,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力参与率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而对人口红利作用的衡量则常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增加和比重的上升来表示。劳动参与率与人口红利既在统计上存在联系,也在经济意义上存在关系,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发挥。统计上劳动年龄人口是对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分子)的一个近似替代。经济意义上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较高水平且比较稳定,劳动年龄人口优势才能充分发挥,人口红利也才能实现。 我们用P15-64代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用W(Worker)代表经济活动人口,P代表总人口,用GDPPL代表劳均GDP, GDPPP代表人均GDP,用LR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则可以得出: 即人均GDP的增加由三部分组成,劳均GDP的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因此,仅仅有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和劳均GDP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还不够,还需要劳动参与率提高或者稳定在较高水平。我们进一步用GDPPLr代表劳均GDP 增长率,用GDPPPr代表人均GDP增长率,用LRr代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长率,用LPRr代表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则由上式可得: 由(3)可知,人均经济增长率是劳均经济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