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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工笔与日本浮世绘美人画之比较 “浮世绘”是日本德川时代（又称江户时代，1603-1867）出现的一种流行绘画。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浮世绘”深刻反映着那个时代日本社会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社会文化的流变等特征。同时, 历史上中日在文化、技术等各方面的交流, “浮世绘”不可避免地烙下了中华艺术的印痕。全面体认和观照日本浮世绘的主题演绎, 可以揭示出日本在感知、接受中华文化过程中通过整合、提炼、扬弃外来文明的演变过程, 以及这种演变过程背后所体现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个性的内在驱动力。 “浮世绘”具有现世、世俗和浮华世界的意思, “浮世绘”就是表现浮华世界种种生活场景的绘画, 是市民社会审美趣味的集中表达。它泛指社会上的各种人情风物、社会现象、生活起居等, 又有对人性的放荡不羁、风流艳事的意义指向。“浮世绘”的产生, 既承续了日本艺术自我发展、演进的脉络, 更是当时日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生动反映。应该说, 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色, 以及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萌芽期的特殊社会状态是“浮世绘”产生的基本和必备因素, 也使“浮世绘”呈现出和日本其他时期绘画作品迥异的艺术风格。 “浮世绘”尽管是日本在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 但由于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关系, “浮世绘”不可避免地烙下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的印痕。四川大学王潇莎的论文《中国传统工笔画与日本浮世绘美人画之比较》, 对中国传统工笔画和日本浮世绘美人画的历史渊源、表现技法、构成形式、艺术风格等几方面作了全面比较和鉴定, 指出了中国绘画对日本“浮世绘”内在意蕴等各方面的影响。中国文化和绘画对日本影响是宏观的、历史的、整体的, 它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生成”的本质意义上的影响, 这种影响, 覆盖整个日本文化和绘画发展进程。 中华文化使日本文化发展具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加速了日本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但作为一个民族, 必须有其独特的文化标志和文化风骨, 只有这样, 才能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屹立于世界文化舞台。比尼恩曾经深刻而准确地论及中国艺术和日本艺术的关系:“日本的艺术史是这样的一部艺术史, 它从中国取得了最初的灵感, 逐步发展自己的性格, 并且接受了新的题材……它的艺术再一次使它吸收到的东西得到消化, 真正日本新风格的东西得到形成。”日本在引进和吸收中国先进文化的时候, 都是经过了一定的筛选和扬弃, 结合其民族自身的特点, 进行再创造, 赋予其崭新的内涵。“浮世绘”即是在承袭和扬弃中国文化和绘画艺术的基础上, 结合了日本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和文化思考, 在一定社会因素催动下的产物。 “浮世绘”中的人物不分身份等级, 他们表现的妇女是身份低下的歌女、舞女、女优、游女、浴女, 甚至赤裸裸地表现性爱的内容也大量进入作品创作中。周作人在《浮世绘》一文中曾指出“浮世绘的重要特色不在风景, 乃是在市井风俗, 这一面也是我们所要看到, 背景是市井, 人物却多是女人, 除了一部分画优伶面貌的以外, 而女人又多以妓女为主, 因此讲起浮世绘便总容易牵连到吉原游廊 (江户有名的妓女街) , 事实上这两者确有极密切的关系”。而性的放纵、生活的世俗化与江户时代严苛的封建制度格格不入, 与儒学的禁欲主义存在着较大的区隔之处, 他们把儒家的现世精神转化为独特的享乐主义, 表现为对人的生活情趣的追求。应该看到, 与江户时代严苛的封建制度格格不入在于新兴的工商市民阶级群体和资本主义因素通过“浮世绘”这种艺术展现形式来抒发对于社会权利不对称的情绪。而对于传统儒家精神的“异读”, 看似是一种与社会主流文化规则的背离, 而从本质上讲, 它正是日本民族在对待文化不拘泥于严格范式的开放性和创造性的生动体现。它使“浮世绘”摆脱了严格的社会思想的束缚, 以一种更加富于创造和开放的姿态来进行艺术创作, 拥有了超脱于一定社会界限和束缚的最丰沃土壤, 最终使“浮世绘”摆脱了传统艺术创作格律和内容的限制, 拥有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气质。“浮世绘”把艺术表现的目的集中于生活本身, 从生活中发现并描绘生活的乐趣和诗性之美, 使艺术永不枯竭, 永远充满生活美感, 永远富于人的精神, 正是这种完全不同于日本以往任何创作形式和其他民族艺术创作习惯的主题展现形式和艺术品质为“浮世绘”赢得了世界声誉, 被当作整个日本绘画的代名词, 并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