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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微观理论综述 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研究人员专注于农民的市民化，建议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为农民转变为公民的制度障碍。然而, 我们在探讨农民工何去何从的同时, 更应该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状况、适应情况以及他们的心理调适过程。在农民——农民工——市民这一链条上, 伴随着进城、冲击、适应、认同、融入这一漫长的过程, 今天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农民和农民工这两种身份在不断地转换, 导致了“农民工阶层流动的内卷化”。农民工身份只是外出流动农民的一种临时性身份, 这说明农民工并没有适应城市社会, 没有融入到城市社区中。城市适应过程涉及到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 在控制制度变量的前提下, 文化因素在其中起着巨大作用;因为, 农民工进城不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 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 更预示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 近年来, 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涌现出了大量的成果, 这些研究认为农民工城市适应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要经历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和文化适应等阶段, 而且不同年龄段农民工会有不同的城市适应方式。有的研究总结了城市适应研究的几种视角, 即基于现代性视角的研究、基于社会化视角的研究、农民工——城市社会互动视角和社会网络的视角, 这说明可以从多个角度研究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并非一个独立的问题, 不过, 这种分法更多是对经验研究的总结, 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本文试图对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进行理论概括, 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梳理出几个可供研究的方向。 社会排斥理论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排斥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法国学者维莱·勒内于1974年首先明确提出了“社会排斥”这一概念, 用以阐述被排斥在就业岗位正式来源和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特定社会边缘群体的状态。社会排斥这一概念基于对贫困问题、种族问题和社会不平等的研究, 属于社会政策的研究领域, 它将非经济因素纳入了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框架之中, 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目前, 西方国家对社会排斥的分析主要注重对失业者、单亲家庭、残疾人、老年人等的分析。 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 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者状态。社会排斥理论认为, 社会排斥是全部或者部分被排除在决定一个人与社会融合程度的经济、社会或文化体系之外的多层面的、动态的过程。社会排斥有多种分类方法:如主观与客观、显性与隐性、被动与主动、群体性与个体性、制度性与非制度性排斥等, 但是一般而言, 更多是从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等方面进行分析。许多研究都认为社会排斥具有累积性和传承性的功能, 因此, 应重点分析社会排斥是如何产生的、社会排斥如何影响被排斥对象以及如何使被排斥对象的弱势地位再生产。 大量的研究指出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了各个方面的社会排斥, 农民工处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地位, 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在自己国家的城市里成为事实上的外国人, 严重影响了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进程。农民工在社会交往方面也受到排斥, “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遭受的社会关系网的排斥源于一种空间策略, 一种‘污名化’的叙事和话语系统, 一种对社会资源垄断的偏好, 一种社会距离的自觉生成。”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不仅在制度上对农民工造成了隔离和排斥, 还引发了城市市民在心理和行动上对农民工的排斥。 这诸多方面的社会排斥, 无疑为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增加了阻力。除了分析外在力量对农民工的排斥之外, 我们还应该分析农民工自身问题造成的社会排斥。到底是农民工自身的问题造成社会排斥, 还是社会排斥产生了农民工诸多问题, 这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此外, 社会排斥与社会剥夺之间还存在某种关联。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是指农民工在经济收入、福利保障方面受到不公正待遇, 即他们本应得到的一部分经济待遇被其他个人或群体拿走了。农民工在各个方面受到排斥即是一种社会剥夺, 只是后者包含的意义更多, “社会剥夺一方面是指客观经济的被剥夺状态, 另一方面是指被剥夺者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社会排斥与社会剥夺使农民工产生对城市社会的排斥感, 从而弱化了融入城市社区的意愿。 社会资本理论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被一些研究视为把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强调为社会各项活动的重要原则, 这种情况为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社会资本理论无疑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框架。 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中, 布迪厄、科尔曼、福山、普特南、格兰诺维特、林南等人对社会资本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 尽管社会资本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成果, 但是对社会资本的内涵和作用的理解一直并不统一。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