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语流行歌曲女性图像与日据台湾社会的变迁.docVIP

闽南语流行歌曲女性图像与日据台湾社会的变迁 一、前言 歌曲文本的感受是浮动、有生命力，其内涵在文本内寻找其踪迹是最自然有效的作法。文本不只是一面反映社会形成过程的镜子，而是参与文化塑造过程的积极原素，是受众与社会的中介。是故，我们在享受各种流行文化产品，通过这些文化产品和各个文本打交道时，实际上也在积极参与一种“文化塑造”;在聆听、歌唱和解读流行歌曲时亦如是。［1］换句话说，流行曲是一种诱发情感的商品，卖点是旋律必定要悦耳、容易上口，歌词则鼓励诱发听者的认同感，好让他们与歌曲的基调能同歌同恋同哭笑。因此，对听众而言，其实听歌最重要的是寻求一种情感上的消费或抒发。 日据台湾50年，异族欺压唱哀调。过去有关研究多认为，在这时期所创作的流行歌曲流露出无奈、郁卒、哀怨动听的心声，是因为政治上的因素，台湾同胞的民族自尊心严重被伤害，殖民政府摧残台湾人乐观天性，经过一段悲壮的反抗无效，就产生出悲怆、惊惶、怨嗟的心情，因而反映到文化与音乐艺术上。［2］ 当时，因着唱片工业崛起，流传下来至少五百首经词曲作家创作的流行歌曲，除少数如《农村曲》描写农村生活、《失业兄弟》写不景气的失业风潮之外，多数歌曲所表现的主题多围绕在男女情爱方面。可以明显看出，当时台湾社会正处于一个半开放社会，尤其是两性公开交往渐成气候，因此在创作的通俗流行歌曲时，千篇一律写风花雪月的诉情歌。 从反映社会现实角度而言，政治因素固然影响创作风格，从流行歌曲所写的歌词内容，能呈现出当时社会的种种状况。1930年代，上海默片电影被输入民风正开放的宝岛台湾，这些电影的内容有阐释左翼思想或现实主义内涵者，亦有维护传统礼教思想者。为了配合默片电影在台播映，电影输入业者邀请词曲作家写下宣传歌曲，并通过唱片(“曲盘”)工业的发行与推广而在全岛传唱。电影吸引观赏、唱片大卖，不仅流传了这些流行歌曲，也刺激更多歌曲的创作，聆听流行歌曲成为日据时期台湾人很重要的休闲娱乐。 由流行歌曲以男女情歌居多之文本得知，歌词内容呈现出两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处于反抗封建与维护传统的两大拉锯战中，两性一方面可以公开交往，另一方面又须低调;既期待享受爱情果实，又可能遭到背叛，这种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情绪全然呈现在流行歌中。其中亦不乏社会底层弱势女性如贫女卖身故事，将男尊女卑尽写于歌词中。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闽南语流行歌曲的歌词文本总是能反映社会发展与呈现当时现实的缩影。音乐或歌曲是时间变动的艺术，通过歌曲中的旋律能抒发人类的情感，而显现在流行歌曲中永远不变的情感诉求，自古皆然。本文尝试以日据时期之创作歌曲文本为例，由坊间刊载有闽南语流行歌曲之歌谱或歌本，探讨斯时女性在两性互动与情感诉求上之形象。 二、日据时代的音乐娱乐 1917年，日本总督府以台湾民俗歌谣有讽刺日阀意味而严令禁唱，包括平剧(京剧)、北管、车鼓、白字戏、歌仔戏等均一律禁止，使原有民间流传的歌、戏、曲、艺，都变成了枯寂沈静的情形。此情况导致岛内在明清时代传唱下来的闽南语民歌、民谣、歌仔、说唱戏曲，受到极度摧残，可说是民间歌谣遭致厄运的时代。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台湾人的娱乐休闲生活，在台的日本民间商社从日本进口了留声机，并发行唱片。此情形可从日据时期报刊上的留声机与“曲盘”(即唱片)广告见其一斑。［3］一旦具有商业行为，唱片业者自然希望能发行消费者喜欢、有购买意愿的“曲盘”。 日本人山口龟之助所著之《唱片文化发达史》曾记载，1914年，台湾唱片灌音制造的先驱者日人冈本樫太郎，由台北带了台湾艺人林石生、鲍莲生、何阿文、何例添、黄芳荣、焏石安、彭阿增等15名乐师及歌手，到日本东京Niponohon(飞鹰牌)唱片公司的东京芝樱田本乡町营业所三楼录音室录音，前往者都是客家籍人士，录音以客人调、山歌或闹厅用的台湾音乐，但是所发行的唱片销售成绩并不好。［4］ 台湾唱片行业是在1925年，金鸟牌小型唱盘发行后才流行起来，销售最高纪录是台湾盲者陈石春编唱的《安童买菜》。金鸟的代理店设在台北城内“本町”(今台北市重庆南路)资生堂，录音于许昌街省建设厅招待所的一家照相馆内进行。同年，Niponohon 唱片特约业务由冈本樫太郎的妹夫柏野正次郎承办，将其唱片公司取名“日蓄”。 由流传下来的唱片资料可看出，唱片公司从日本聘请了录音技术者来台灌制闽南语唱片，受聘者均为当时一流的艺妲，如:幼良唱小曲《雪梅思君》，秋蟾唱“流行歌”《乌猫行进曲》，匏仔桂唱“流行歌”《五更思君》等，不过，此“流行歌”有的作者不明、有的为闽南民歌。此外，尚有“歌仔调”，包括业余北管乐团“集英群”、“共乐轩”及“灵安社”的奏唱。日蓄唱片共发行三种商标:“飞鹰”，二级品为“东洋”，三级品为“骆驼”。后来营业所迁到本町，并由飞鹰商标改为“古伦美亚”(哥伦比亚)。不过，斯时针对台湾人所发行的闽南语唱片仍以大陆传去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