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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黄土高原论文自然环境 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并非传统意义的文明中心，从来就不是中国文化发展脉络中的一块飞地，但是与中原核心地区文化保持着紧密联系。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石峁遗址发现了山晚期到夏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公元前2300年前-公元前1800年前后）。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公元前2300年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因为石峁遗址具备了集约人口、集约经济、聚敛高等级物质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是4300年前大河套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统治权力中心，是不同于仰韶时代的维护社会新秩序的礼制与宗教中心1[1]。甚至有学者概括石峁文化为早期中国龙山时期西部文化的“中流砥柱”，它是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相对立、相比邻的另外一种文化体系2[2]。有的学者将石峁古城考证成为“周人祖先黄帝族的居邑”和华夏民族的重要发祥地3[3]。石峁遗址对于搞清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筑城“土筑传统”与“石筑传统”的关系具有重要学术意义4[4]。考古工作者对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的虫坪塬墓地进行了田野考古勘探和抢救发掘。该墓地为解读两周时期的周文化、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近邻的晋文化三者关系提供了可贵线索，为考古复原陕北高原南缘区域两周时期文化面貌提供了案例5[5]。 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陕西省，横跨中国南、中、北，形成陕南、关中、陕北三种天然的划分，其民歌成就惊人。《小雅》、《大雅》、《周颂》、《秦风》、《幽风》等产生于陕西的古代诗篇占全部《诗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陕西因区而异，陕南民歌有代表性的曲种是紫阳民歌，关中民歌主要是秦腔、碗碗腔、眉县曲子戏等，陕北民歌主要有榆林小曲和信天游。信天游中的《脚夫调》、《兰花花》、《走西口》等都是陕北地域文化的结晶，可以从“地域文化”(local culture)角度进行文化地理考察。按照学院派的分类，陕北传统民俗生活中的音乐类型包括民歌、唢呐鼓吹、秧歌、陕北说书、二人台、榆林小曲、道情以及白云观道教笙管8种基本类型。民歌（信天游）是其中最重要、最为人所喜爱的一种音乐类型。信天游虽不仰仗咫尺舞台，但广阔无垠的黄土高原回荡着的却是来自最真实生命的豪放，这种生存环境、生命渴求、本真性的生存张力是它流传千年生生不息的驱动力6[6]。陕北音乐文化与乡土民俗生活之间，唇齿相依，不可分割。陕北民歌《黄河船夫曲》、《三十里铺》等利用转调手法（转调往往出现在乐曲的终止部分）来推动音乐旋律，形成奇特的“异宫终止”现象7[7]。从“信天游”曲调和“西部摇滚”歌曲对比来看，“信天游”多为民族徵、商、羽三种单一的五声调式音列构成，以上、下两句构成的单乐段曲式；“西部摇滚”歌曲多在商、徵的曲调中引入变宫调式，构成重复式三部曲（一唱三叹）8[8]。尉金莹（2010）通过对自身学唱信天游体会的总结，和对文献学习、音像资料整理，以及对专家访谈，从社会实践经验中提取信天游的方言、演唱方法、润腔和情感表达四个方面独有特点9[9]。徐文武（2013）借助人文地理学的“地域性”理论，以陕北信天游中男性形象为研究切入点深入研究陕北民歌特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和相应的音乐美学特征10[10]。西安音乐学院李宝杰教授的《区域—民俗中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一经出版，迅速在学术界引起高度重视。刘育林（2015）评价该书以翔实的材料，将陕北音乐与它特定的文化相联系，充分论证了区域、民俗、音乐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对于当下陕北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