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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趋向及问题 一、新趋向与热点聚焦 （一）关于文学史建构的探讨 文学史的合理建构及对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一直是研究 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开启以来，对于文学史本身的 论争就从未停息，从对尘封作家作品的发掘与重评，到对“雅”“俗”二元对立文学观念 的重新审视与调整，再到对“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等文学价值标准的考量 与批判，反思浪潮不断涌入文学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在不断的反思与争鸣中，文学史的起 源与具体时间界定、命名、分期以及文学史书写的价值立场、叙述方式、话语权力等成为 热议的焦点话题。近年来，研究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断推进 ，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 点。 在现代文学史的起源与具体时间界定问题上 ，学界不断对以往被普遍认同的以“文学 革命”为起点的“1917 年”说和以五四运动为基点的“1919 年”说提出修正和质疑。如 学者栾梅健通过对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的语言、结构、主题意旨等的考察 ， 认为该作具有 断代价值，可 以作为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标 志 的界尺 ”，其发表 时间 “1892”年，即可算作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1 ）。严家炎先生提出： “中国现代文学的开 辟和建立，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的最初的起点，根据我们掌握的史料 ，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 ，也就是甲午的前夕。”（2 ）丁帆教授则主张将 “1912年”作为 “新文学发端的起点所在”（3 ）。这些观点都试图将现代文学的起始时间“前挪”，由此 也引发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 学界对文学史建构问题的观照主要有两个面向 ：其一，对既有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问 题的质疑与反思。如李永东先生撰文反思“新文学史观话语霸权地位” （4 ）在具体的文学 史写作中的表现及其对文学发展历程的歪曲与遮蔽;贺仲明先生则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 考察反思了文学史写作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商业文化等权力因素对文学评价与作家作品 价值定位的影响（5 ）;而文学史书写中的古典诗词、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及台港澳与 海外华文文学等的地位与入史问题更是研究者反思与讨论的焦点话题（6 ），如陈国恩教授 就指出在海外华文文学入史问题上应当“防止学科本位主义的倾向”（7 ）。其二，对文学 史重新建构的价值标准与书写原则等的讨论。如丁帆教授认为： “不能再像过去那样 ，舍 不得丢弃那些坛坛罐罐 ，而应该有治史者的大气魄 ，切割掉那些不适宜入史和勉强入史的 材料 ，抛弃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沉重包袱。”（8 ）主张对文学史做 “减法”，对作家作品进 行重新筛选与定位;王彬彬教授认为： “文学史编写的基本 目的，是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叙述 特定时期文学创作的面目 ，是尽可能深刻细致地揭示特定时期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9 ） 因此 ，文学史写作要分清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并尽量避免 “扯平效应” 和 “排异效应”;朱首献先生提出文学史书写的“个体意识”与“类意识”的概念 ，认为当 前更应强调 “文学史的个体意识”（10 ）。随着学界对于文学史问题讨论的深入，及诸如 “现代中国文学史”（朱德发）、“汉语新文学史”（朱寿桐 ）、“民国文学史”等一系列 新的文学史命名的出现，新一轮 “重写文学史”思潮的重启 ，似有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 势。 （二）对“民国文学”的聚焦 文学史上一种新的学科命名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新的文学 史观念与书写方式的转变 ，此前 “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 学史命名的提出无不如此。“民国文学”（11 ）之所以会成为近年来文学史研究中的焦点 概念 ，其缘由大概亦在于此。随着这一概念的不断升温以及学术论坛与专栏等研究平台的 形成 （12 ），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对“民国文学”的讨论，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诸如“民 国史视角”（秦弓 ）、“民国机制”（李怡 ）、“民国文学风范”（丁帆）等相关概念。 学界对“民国文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对“民国文学”命名的合 法性及其内涵与价值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