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docx

? ? 《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 ? 孙绍振 初看这个题目，可能觉得作者心平气和讲述着反对教条主义的道理，但是，还原到党史当时的语境，对于党和作者来说，形势相当严峻。教条主义者三度占据统治地位，其间经过持续十多年的生死搏斗。在最危急之际，党和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作者也几度处于被处置的危境。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组织，教条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義经典的大旗，理论上占据合法性的优势，拥有组织和纪律的最后制裁权。毛泽东仍然在理论上进行斗争，对教条主义作了通俗“本本主义”的概括：不管多么权威的理论，不管来自多么神圣的经典，包括马克思列宁的“本本”，不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就不能成为天经地义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肯定是要学习的，但是“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从实践来说是“最危险的”，有的还成了“反革命”“叛徒”。 由于错误地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照搬外国“本本”，中央红军不得不脱离根据地，进行没有后方的战略转移。在长征的危急关头，恢复了毛泽东的领导，红军转危为安。实践作了最后的裁判：教条主义失败了，毛泽东在军事上、在组织上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不是清除了呢？没有。 一、真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统一 思想总是落后于实践。党内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总代表陈绍禹（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以后，于1940年3月重印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原书名《两条路线》），打着共产国际的大旗，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他在《三版序言》中说，“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在《编辑部的话》中还说，“这本小册子不仅有很大的历史的原则的理论兴趣，而且有很大的迫切的实际政治意义”，在《几点必要的声明》中还“请求中央将全文向全党同志发表”。显然具有挑战的意味。历经两年的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的思想搏斗，又经过三年的实践，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才在党章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宣告：“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比之此前的“左”倾路线“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而且还“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按：指直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此之前，教条主义不能不承认的是军事上的失败。因为军事思想是用鲜血，用党的生死存亡来证明和证伪的，铁证如山，无可置疑。但是，这仍然不妨碍他们引用马列主义经典词语，抢占理论制高点，支撑其毋庸置疑的权威性。而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中，也引用了马列的话语，结论则为：教条主义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 整风运动是一场思想的大搏斗，经历了两三年，聚焦在两点上：第一，马列经典理论是否直接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苏联的革命实践是否就是检验中国革命实践的标准？ 关于第一个问题，教条主义者认为，只要是写在经典上的就是检验中国革命的真理。毛泽东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在《实践论》中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 光是写在经典上还不能算是真理，只有被实践证实了才是真理。引用马列经典却犯了错误，并不是马列主义被证伪了，而是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经典理论，而是实践。既然实践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为什么这些人还不醒悟呢？深层的原因在于，教条主义者“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王明重印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实际上是坚持将苏联“布尔什维克”这一特殊模式当作普遍真理，强加于中国共产党。当时，毛泽东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