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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意格物说的提出 阳明早年曾依朱熹格物穷理之说去进行道德修养功夫而无所得，此后，他改变了追随朱学的立场，于“龙场悟道”后确立了心学立场并在这一立场上建立起了“心即理”思想，此后这一思想不断展开，“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刻文录序说》，《全集》卷五十二，第2088页），展开对知行分裂的批判，要实现以“行”统“知”的知行合一的自觉统一性。由此，围绕着其所提出的知行合一思想，阳明针对学者在理解这一思想时出现的问题而几次变化教法，并最终形成了其建立在对古本《大学》“格物”、“诚意”等条目予以解释基础之上的诚意格物思想。所以后来其弟子钱绪山在评价阳明思想建构与古本《大学》的关系时就说：“吾师阳明先生，平时论学，未尝立一言，惟揭《大学》宗旨，以指示人心。”（《续刻传习录序》，《全集》卷五十二，第2098页）可以说，王阳明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都与《大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而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密切的关联，则主要是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展现形式的角度上说，“中国哲学思想阐释途径可分为两种，即：考证训诂与义理阐发。它们在思想表达中往往被交互使用而并不独立出现。当然，这种交互使用也有一定重点，即：具体思想表达总会以这两种阐述途径中某一种为主导来进行。值得注意的是，不管这两种思想阐释途径有着怎样的分歧和争议，它们却有一个突出的共性，那就是都以‘经’为它们共同的依托对象。换句话说,无论考证训诂还是义理阐发,都是针对“经”来进行的，都是在解“经”的形式下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体系。由此，“经”也就成为中国哲学的文化载体，对“经“的理解、诠释也就成为中国哲学的文化展现形式。”而阳明对古本《大学》所进行的诠释也正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以“经” 为载体的文化形式和诠释学传统的自觉继承和具体展现；另一方面，这样的一种密切关联性也是受到宋代儒家学者别是朱熹的影响。朱熹特别重视挖掘《大学》中“格物”、“致知”条目所蕴含的义理内容的价值和意义，并以自己的哲学思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诠释。朱熹的这一努力对其后的宋明理学家们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上对《大学》中的格物致知问题所作出的理论阐释构成了深远的影响，《大学》中的格物致知问题因此成为宋明理学家们进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而这些宋明理学家们站在不同的学术立场上对《大学》中格物致知问题所各自所做出的理解和阐释，则不仅共同促进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的繁荣，而且也使中国古代哲学依托经典来阐释自己思想的经典诠释学传统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 由此，在共遵这一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诠释学传统的前提下，阳明直接取证于经书并展开了针对朱熹有关《大学》格物致知问题的诠释观点的批判，进而在此基础上确立起了在朱熹《大学或问》、《大学章句》之后对《大学》的心学诠释学方向。这一点，在他于不同时期所著写的一系列有关《大学》的解“经”之作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一、《大学》古本与古本序 《大学》原本出于小戴《礼记》的第四十二章，目前学术界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是认为《大学》是孟荀后学研究礼学的著作集，初编于汉代，但在当时并没有获得突出的理论地位和思想上的影响力。直到唐代，《大学》在儒家学者心中的学术地位才有所上升，根据学者陈寅恪的考证，最早注意到《大学》中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并致力于挖掘其价值的是韩愈。到了宋代，《大学》在整个经学中的独立性地位逐渐趋于明朗，程朱理学一派将《大学》以及《中庸》一并从《礼记》中抽取出来，在加以整理增补之后使其与《孟子》、《易经》共同列为《四书》。自此，《大学》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典籍中的权威地位得到了巩固。所以，实际上，虽然宋明理学家们的学术观点各异，但他们的一些基本思想都是在诠释《大学》的过程中得以表达的，而他们各自的学术思想体系也都是围绕着《大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而建构起来的。具体到朱熹和王阳明二人来说，朱、王二人都十分重视对《大学》的研究和阐释。朱熹对《大学》推崇备至并以之为教人治学的入门之书，他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朱子语类》卷十四，《朱子全书》第14册，第419页）但在对《大学》思想倍加推崇的同时，朱熹也认为郑玄注的古本《大学》中有“简编散脱，传文颇失其序”之处并因而对古本《大学》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朱熹对古本《大学》的补充和修正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朱熹将古本《大学》中包括“明明德”、“亲民”、“止至善”三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的第一部分称为“经”，把古本《大学》解说阐释三纲领、八条目以及相关内容的第二部分称为“传”；其次，在此基础上，朱熹又对古本《大学》进行了修正，而其中最为后世学者所关注的修正之处就是他使“格物”成为八条目之首的“补其传”和改变古本《大学》次序的“移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