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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注释蕴含文化因素的表现成因与启示 目录 TOC \o 1-9 \h \z \u 目录 1 正文 1 文1：典籍注释蕴含文化因素的表现成因与启示 1 541004） 1 一、文化因素在注释内容和注释方法上的具体体现 2 二、从训诂“语言解释”的根本特性看注释蕴含文化因素的成因 5 三、注释蕴含文化因素对当代训诂学的重要启示 8 文2：房价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10 1 概述 10 ■（1） 11 =■（2） 12 参考文摘引言： 17 原创性声明（模板） 17 文章致谢（模板） 18 正文 典籍注释蕴含文化因素的表现成因与启示 文1：典籍注释蕴含文化因素的表现成因与启示 崔金涛，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广西桂林 541004） 在漫长而不间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积聚流传下来众多优秀经典。与这种历史发展过程相应，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注释古代重要典籍的传统。从先秦主要以阐发义理、补充史实一类的独立的“传”、“记”，再到两汉时代正式形成的以解释难解字词、补充典章制度的依附于“经”的“毛传”式的“双行小注”，典籍注释作为文化传承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始终不曾有过间断。详细整理、归纳、揭示蕴含在众多古代注释中的若干重要现象及其规律，对中华文化在当代的继承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与典籍注释相关的诸多现象与规律中，典籍注释蕴含丰富文化因素的现象，非常值得关注。首先，中国历代大学者，在阐发自己的学说时，往往不是去独立地创造全新的作品或学说，而是倾向于采用注释某一古代经典的形式。这种方式被冯友兰先生形象地称为“旧瓶装新酒”。从这种意义上讲，对某一旧有经典的注释，本身就是一种全新文化的创造。例如，南宋的朱熹为系统阐发程朱一路的“理学”而整理、注释了“四书”，而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也随之成为了其后八百年间指导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实践的最高准则。正是这种“旧瓶装新酒”现象的广泛存在，使我们完全有必要对典籍注释中蕴含的文化因素详加考察，否则我们将无法真正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华文化本身。其次，对于典籍注释蕴含文化因素这一重要现象，历代训诂学家和注释学家给予的关注还非常不够，甚至在当今训诂学界，除了许嘉璐、陈绂等少数几位学者外，也很少有人明确意识到这一现象的重要意义。囿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许、陈二位先生的分析、阐述更趋向于宏观的理论，对典籍注释的最主要形式“双行小注”的微观事实，则着墨不多，有待补苴者不少。以下就从表现、成因、启示三个方面展开相应的分析。 一、文化因素在注释内容和注释方法上的具体体现 除了难解的字、词、句、篇等语言因素之外，古代典籍中有别于注释者当代的典章制度也是典籍注释的重要内容，而这些典章制度及其蕴含的“礼制”精神正是古代文化的集中体现。例如《左传?成公二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案，后写作“悬”。下杜预注“县”字同）、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日：“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晋杜预《集解》：“（曲县）轩县也。《周礼》：天子乐，宫县，四周；诸侯，轩县，阙南方。繁缨，马饰。皆诸侯之服。”杜注以“轩县（悬）”解“曲县（悬）”，以“马饰”释“繁缨”，属于专名词汇的注释。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宗法制社会中，一个人乘坐何种样式的车、穿着何种样式的衣服，往往意味着他具有何种特定的社会身份，所以这位新筑人于奚才宁愿放弃城邑、土地这样实实在在的赏赐，而甘心情愿地去换取看起来有点空泛的“曲悬”和“樊缨”。因为，只要他获得了这两样东西，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能够和卫国国君平起平坐的诸侯。于是，也就自然有了之后孔子的那一番惋惜和对于“器”与“名”的议论。这也从侧面表明，这位新筑人所提的要求，并不是无理性的选择。应该说，杜预《集解》的这条注释，虽然看似是在解释专名词汇，但实质上却是在揭示那一时代的典章制度以及蕴含其中的深刻意蕴。 诚如司马迁所言，《春秋》为“礼义之大宗”，重在以历史事实为载体来阐释儒家的“礼制”精神，而《左传》主要又是以补充历史事实的方式来解释它，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经常涉及到古代的典章制度也就成了势所必然之事。其实，即便是注释以讲求义理的重要古代典籍，这一方面的内容也是不可或缺的。试看《礼记?大学》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宋朱熹《章句》：“畜马乘，士初试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