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语文文言观止：《驳复仇议》（附：文段点评及译文）.docx

高考语文文言观止：《驳复仇议》（附：文段点评及译文） 驳复仇议 柳宗元 原文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点评： 交代写作缘由——为驳斥陈子昂《复仇议状》而作。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点评： 孙绍振先生把散文分为三大类：审美散文、审丑散文和审智散文。我认为，审美散文的特点是“唯美”，审丑散文的特点是“幽默（包括幽默和冷幽默）”，审智散文的特点则是“知性”。“知性”是德国古典哲学常用的一个术语，德文原文为Verstand，知性和理性不一样，理性是“科学的语言”，而非“文学的语言”，文学作品如果过于追求理性恐怕要变成数学公式，而知性所表达的意思乃是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认知能力。知性的意义在于使人由无到有、由浅知到深知、由知其表到知其里、由知其一到知其二、知其三乃至知万物。知性须有超越利害的纯粹求知态度，需要有尊重公理、尊重逻辑的精神，需要一种容忍不同见解的雅量。本文就是一篇典型的审智散文。 在世人都以为“诛之而旌其闾”这一做法是绝佳的解决方案时，柳宗元石破天惊地指出这一做法本质上的矛盾，并提出“以是为典可乎”的质问，这是本文知性光芒的初次乍现，而“以是为典可乎”则是直指人心的灵魂拷问。柳宗元的逻辑起点是“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和“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点评： 当辩者都胶着于徐元庆所为之是非黑白时，柳宗元别具慧眼，发现问题中的另一关键事实——“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并直接了当地指出“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柳宗元的观点正确与否，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这里他提出官吏的失职是很有见地的，这是前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假如官吏公正廉明，办案公平守法，那么，这样的案件或许就不会发生，也就不会造成礼与法的矛盾。因此，官吏的偏私与无能是造成“徐元庆悲剧”不可忽视的原因。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点评： 这一部分柳宗元对人们的错误认知进行了一番细致的分析。人们往往认为，“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假如不杀徐元庆，后世就可能有人以为父报仇的名义再去杀人，“人必有子”，冤冤相报何时了？柳宗元搬出《公羊传》里的话来反驳这一观点：“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至此，柳宗元的论证逻辑已经比较完备了。先是说明徐元庆之父的死是一场“冤案”，不是“死于法”，而是“死于吏”，在正义没办法伸张的前提下，徐元庆选择自己来报父亲的仇，这是守礼而行义的做法，反倒是相关官吏应该惭愧。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点评： 论理深刻的文章不少，柳宗元此文为何会流传千古呢？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礼法问题是封建时代国家的根本问题，容易引起历代文人的重视。第二，在柳宗元写作此文前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发生了许多类似案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太宗时的王君操案，高宗时的赵师举案，永徽年间的周智寿、周智爽案，玄宗时的张琇、张瑝案，宪宗时的余常安案，穆宗时的康买得案等。而前于柳宗元的陈子昂和韩愈都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