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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的几点思考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笔者认为，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它关乎社会稳定、人心向背，深化分配改革，实现分配公平迫在眉睫，应当作为贯彻“十二五”规划的重中之重。 一、当前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 （一）劳动者收入下降而企业利润上升。据中华全总资料，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83年～2021年22年连续下降近20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78年～2021年资本回报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换句话说，本应属于劳动者的收入却变成了企业（资本家）的巨额利润，资本侵蚀、侵占、剥夺了劳动者的报酬。据调查，“珠三角”的企业平均发展水平超过10%，有的企业经济效益连年翻番，增长速度超过100%，然而，有的一线工人工资还停留在10年前的水平。据林广瑞的研究，我国的工资支出占企业运营成本不到10%，而美国是50%左右。 （二）居民收入增幅大大低于GDP和财政收入增幅。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从1978年～2021年的31年间，我国的GDP增长了近91倍，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了59.48倍，而劳动者工资收入仅增长了49.83倍，增幅分别比GDP和财政收入低41.17倍和近10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显示，我国政府收入的非税成分占4成多，2021年全口径财政收入为10.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2.2%，比2021年的美国和日本高出13个和17个百分点。据陈剑测算：目前我国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33∶30∶37，而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比例是24∶18∶56。 （三）二次分配未起到调节作用。个人所得税在国外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税种，因此在全部税种中占有较大比重，如1996年美国为46.1%、新西兰为49.1%、澳大利亚为52.2%，而我国近两年最高才达到7%。在国外，个人所得税主要是由大富豪、高收入者交纳的，如2021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所交的个税占个税总额的40.4%，10%的高收入者所交的个税占个税总额的71.22%，而我国20%的富裕人口所交的个税不足个税总额的10%，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所交的个税占个税总额的65%以上。调节收入分配原本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功能，如芬兰，单看收入差距为15倍，但经过社会保障制度调节后，享受养老金的差距仅为1.7倍。而目前我国财政支持社会保障的政策是个人缴的越多政府补的越多，而个人缴费是按照工资比例进行的，工资是按照职务、职位拉开档次的。由于政府对农民的社会保障补贴不到位，农民的养老费只有自己交，以致出现大规模的农民退保现象。有资料显示，从社会保障支持水平来看，1991年～2021年我国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平均为15%，而农村只有0.18%，城市人均享受的社会保障费用是农村的九十多倍。 （四）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一是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明显。据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是贵州的2.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海是贵州的4.10倍。环绕首都的河北省有39个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人口390万。二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中国社科院城市蓝皮书显示，城乡差距已由1978年的2.57倍扩大至目前的4～6倍。吴敬琏认为，各级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出”，农民向政府转移的价值总额高达20～30万亿元。三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悬殊。行业最高最低收入差距从2021年的4.73倍扩大到2021年的7.78倍，2021年扩大到近16倍。另有资料称，我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倍，是世界平均值（70%）的43倍。四是临时工、农民工与正式工之间收入差距不合理。有调查显示，在电信行业的劳务派遣工（临时工）一般人均工资收入只有同工种岗位正式工的1/3左右。某些垄断行业农民工的工资只相当于正式工工资的1/10。五是脑体倒挂依然存在。教授、研究员的工资收入低于县处级官员，讲师、工程师的工资收入低于乡科级官员，高速公路收费员或者供电局抄表工的收入超过高级工程师等现象依然存在。在按权分配的大型国企中，老总们动辄上百万、数百万年薪，中层干部也有数十万之巨，而科研人员由于没有官职只能拿低工资。知识分子拼命创收、挣外快，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六是官民之间收入差距离谱。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1年我国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而世界多数国家为2倍。世界平均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5倍，而我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更有甚者，2021年我国国企高管薪酬最高者达6600万元，是同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64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