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docxVIP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扬弃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和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强权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治理的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建设和谐有序的世界秩序提供全局性的战略指导。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国家；文明型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XX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大国特色外交的价值目标，必须将其置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嬗变逻辑中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澄明其丰富的内在意蕴。在全球化之前，各个文明形态默默流淌在各自的文明河床之上，形成一种自生自灭的人类文化遗迹。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发展，人类文明史上出现了两种族群之间相互交融的方式：一种是以古代中国朝贡体制为代表的“天下”体系，另一种是古代欧洲以暴力为基础的“帝国”架构。文艺复兴之后，随着启蒙理性所塑形的现代化不断推进，各个不同的文明形态相互融合，“天下”体系和“帝国”架构纷纷解体，而“民族国家”则伴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成长得以建构。二战之后，现代“民族国家”本身的建构性不断被“去魅”，被后殖民主义看作是“想象的共同体”。面对这种国际背景，一个世界性难题便摆在中国人面前：中国究竟是沿着西方民族国家的老路打造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现代“国族”，还是扬弃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文明型“天下”体系而建构一个和谐、绿色的“文明型”国家？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试图超越传统“帝国”体制和“民族国家”建构，而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一种更加恢弘、高远的文明格局。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社会在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中国为人类未来走向提出的中国解决方案。一、从时间视域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新型文明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在扬弃传统“天下”和“帝国”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外交理念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据说人类发端于东部非洲，随着人类向各个大陆的不断流散，最后散落在各个不同地域和气候条件下的人类开始了其文明历程。在落后的原始交往和生产力条件下，人类开始逐步由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进入诗书礼乐的文明时代。人类先民千差万别的生存地理条件造就了风格各异的文明形态。放眼歐亚非大陆，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3500年之间，产生了新石器革命，新石器革命使人类由摘食果实而逐步转向种植庄稼和饲养动物为人类服务；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随着中东及其附近地区人类对青铜的使用，人类文明发生了第二次巨大的转变。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欧洲出现了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在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南亚文明，在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古代文明。当人类的早期文明经过发展，进入到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200年左右的时候，人类进入了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所称为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形成了中国、印度和古希腊三个主要的古典文明中心，出现了孔子、孟子、佛陀、荷马、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伟大思想家，并且产生了《论语》《春秋》《奥义书》等伟大著作。在这样一个“轴心时代”，人类文明之花呈现出一种灼灼动人之势。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从没有停止过，公元7世纪，作为第一个全球性的文明——伊斯兰教开始在阿拉伯地区兴起并传播；而欧洲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这段时间，则经历了所谓的漫长的“中世纪”。中世纪欧洲虽然禁锢在封建神学之下，但欧洲的文明却没有停止，就如同斯特恩斯在《全球文明史》中所评价的那样，“在中世纪经济的各种结构中，拥有着更多商业生活的新性质和自10世纪以后所发展起来的各种技术创新成分”[1]。中国在夏商周三朝之后，秦统一六国而初步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汉承秦制而继续华夏民族之文明薪火；而当欧洲处于中世纪之时，中国则处唐宋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政治一统、文化复兴，盛唐文明和宋代文治在历史上留下色彩浓重的一笔，中国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出现在宋代，并且这种文明开始不断地延伸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边缘”地带。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前以及中国的清朝溃灭之前，整个人类的交往史主要表现为欧洲的“帝国”形式和中国的“天下”体系。前者的对外关系主要表现为以暴力为基础的对外扩张，比较典型的就是庞大的罗马帝国；后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