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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 注重史论，是朱熹史学的一大特色。在〈〈朱 子语类》中，集中专论历代和当代史实的就 有1 0多卷，还有大量的史论散见于各卷之 中。他和他的学生赵师渊共同成就的《资治 通鉴纲目》一书，其实也是一部以议论为主 的史书，其中的“目”就是对“纲”的议论。 朱熹的史论不但涉猎面广，面且深邃透彻， 有时尽管只有片言只语，却是他多年研究的 结论，往往深中肯紫，发人深思。兹举其史 论之荤荤大者分述 三代、汉唐分论。朱熹继承了儒家法先王思 想，把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截然分成三代与 汉唐两阙，美化三代，贬损汉唐。朱熹认为, 夏、商、周三代是一个王道社会，三代统治 者“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 道也。”认为正是这种王道政治造就了三代 的太平盛世景象。与此相反，汉唐统治者只 靠“智谋功力”，不讲义理，推行霸道政治C 如汉高祖、唐太宗等人做事“都是自智谋功 力中做出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 家心地义理中流出。”他们虽然靠其才智获 取一些功业，“然无人知明德新民之事”。 朱熹把三代帝王喻为“金”， 认为“汉祖唐 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铁中之金也。”只是 暗合了圣人之理，从总体言之，“却只在利 欲上”。这种急功好利的霸道政治，则是导 致汉唐统治不能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 显然, 在朱熹看来，是推行王道政治还是霸道政治， 这是区别于三代和汉唐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次，朱熹认为三代是一个治统与道统并存 的社会，而汉唐只有治统而无道统。朱熹接 过韩愈的道统论，却又重新规定了道统的内 涵和传道统绪。他认为“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 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这尧、 舜、禹相传的“十六字”经，便是道统的具 体内含。认为三代社会就是一个道统相传的 社会，“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 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 伟，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 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孔子 之后，曾子、子思、孟子相继接过了传道统 绪。只是到了孟子死后，道统才失传了。他 认为汉唐社会便是一个道统失传的社会， 这 “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 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 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 于天地之间也。”显然，在朱熹看来，道统 是独立于治统而存在的。他认为二代社会是 一个治统与道统合一的社会，因此是一个光 明的盛世；汉唐社会虽有治统，却没有道统， 因此圣教不明，异端邪说并起，是一个黑暗 的衰世。 历史人物评论。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与 他的三代、汉唐分论是相互发明的。在他看 来，三代的传道之人都是圣人、仁人，他们 所言所行都是从“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 而不是靠“智谋功力做出来”。他们有救民 之心和爱民之意，正心诚意，以天下为公。 这些人进能教化、平治天下，退能独善其身。 他们的人格是至善、至美、至正、至大的。 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够称得上是圣人、 仁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因为圣人的标准 很高，一般人无法企及。在朱熹看来，即使 是在三代时期，大多数人也如同汉唐君臣一 样，都是“功利之徙”。正因此，朱熹评论 人物，并不求全责备，如他所说的，“若一 一责以全，则后世之君，不复有一事可言。” 为此，他又立了一条“仁者之功”的标准。 他认为，凡是资禀高，能做得一番大功业， 主观上虽无救民之心和爱民之意， 客观上却 是利泽于民者，这些人虽本于功利，却与一 般“功利之徒”不一样， 他们称不上是圣人、 仁人，但却有仁者之功。朱熹认为，历 史上的名君贤臣能得入此列的人不少， 如管 仲相齐，尊王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不以兵 车，他所成就的事业，“其利泽及人，则有 仁之功矣”。又如汉高祖、唐太宗虽称不上 是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战国以至 暴秦，其祸极矣！高祖一旦出来平定天下， 至文景时几致刑措。自东汉以下，更六朝五 胡以至于隋，虽曰统一，然炀帝继之，残虐 尤甚，太宗一旦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 者，岂非是仁者之功耶”！他认为诸葛亮 “细看不得”，于义理则粗。然而他的“天 资甚美，气象宏大”，处事严密，也做得许 多功业来。又如周世宗，“天姿高，于人才 中寻得个王朴来用，不数年间，做了许多功 业。”宋太祖也“直是明达。故当时创法立 度，其节拍一 一都是，盖缘都晓得许多道理 故也。”说到学者，朱熹认为汉唐名儒当推 贾谊、董仲舒和王通，认为“贾谊之学杂， 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 如仪秦蔡范之甚尔。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 稍多，所以说得较好。” “汉儒惟董仲舒纯 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 “王通也有好 处，只是无本原功夫”。这些人虽非传道之 人，却也是有“仁者之功”的人。 一般说来, 有“仁者之功”的人，为政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