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赦制度发展复旦大学法学.docxVIP

尊敬的郭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赦免制度的历史及其在新中国的发展。 赦免是一种国家性质的宽恕行为，具体表现为国家对犯罪人应受刑罚的免除。其实早在国家出现以前，这种制度已经存在于中国，并被称为“赦”、“宥”等。下面，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赦免制度在我国的演变。 中国古代赦免制度发轫于尧舜禹时期，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在历朝历代的刑律之中，都可以见到赦免制度的相关规定。“赦”很早出现在汉字中，一般被理解为国家释放罪犯之意。“赦”最早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时期，是由于《尚书》中的相关记载，如大禹利用赦降服三苗叛乱。西周时期，“赦“已经较为全面，《周礼》中有”三赦“的说法，《周礼 秋官 司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意思是国家可以赦免幼小、年老或智力缺陷的罪犯。 Mào chǔn yú （此处可在PPT上显示，不需读） 夏商周时期，赦免已开始制度化。西周，已经形成了“司刺“、”司谏“、”司市“三种相关官职 以及八议、赦疑等多种方式。其中，司刺在《周礼 秋官 司刺》中有记载：”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Yu song“，意思是” 司刺掌管三次讯问、三种宽宥、三项赦免之法，以协助大司寇审理诉讼“。司谏的基本特点是”废置以驭吏，赦宥以宽民“，可见当时的君王以司谏之赦来平衡官民关系。司市在《周礼 地官 司市》中有记载”君过市则刑人赦“。由此可见，西周的赦免制度已经纳入周礼，形成国家机关的专门活动了 自春秋时期，战乱频仍，赦免范围不断扩大，从赦过失到赦一切犯罪行为。《春秋左传 庄公》记载“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shěng。”，可见当时鲁国已有大赦，大约在各诸侯国中也有施行，至战国，大赦之法盛行。然而秦朝一统天下后，由于其奉法家思想为正统，制度严苛，久而不赦。秦朝灭亡后，吸取秦亡教训，加上时值民生凋敝之秋，汉朝广泛推行赦免。汉高祖赦免9次，汉景帝赦免5次，汉武赦免18次，行至汉末，几乎一年一赦，次数之多，可谓空前。至此，赦免已经经常化、制度化了。 三国时期，曹魏蜀汉政权推行无赦，然而吴国孙皓 hao执政期间，由于为政残暴，政局动荡，不得不多次施行赦免以笼络人心。其后的两晋南北朝，战乱频仍，为巩固统治，安定内部，赦免制度受到推崇，甚至有泛滥之势。例如，东晋建国百余年，皇帝频繁大赦，竟有83次之多。当然，这种由于战乱频繁、为巩固统治而被迫频繁施行的大赦，随着隋唐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而逐渐较少，多数统治者对于赦免保持审慎态度。如唐太宗有言：“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yin ya……小忍者达人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不甚放赦……数赦即愚人常冀幸，唯欲犯法，不能改过，当须慎赦。”唐朝后世的帝王对赦的控制严格，对于不适用赦免的情形有详细的制度性规定。 （北齐的律法里，有十种罪恶被归为“重罪十条”。到了隋文帝时，“重罪十条”被重新归纳为“十恶”，分别是谋反（试图颠覆政权）、谋大逆（破坏宗庙、陵寝、宫殿）、谋叛（叛国）、恶逆（殴打、谋杀父母、祖父母）、不道（灭口、肢解等恶性杀人案）、大不敬（盗窃、伪造御玺等御用物品）、不孝（不侍 父母，不按礼制服丧等）、不睦（杀害五服以内亲属）、不义（杀害本府长官、授业老师等）、内乱（亲属间乱伦），并规定触犯这“十恶”者，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得赦免（“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五代两宋以及其后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赦免制度虽然基本模仿了唐代的赦免制度，但是在数量上出现明显反弹。五代时期，滥刑与滥赦并行，刑罚与赦免均丧失应有作用。宋代则遵从儒家治国之道，理学兴盛，以仁治国，形成大赦传统。如宋徽宗，在位25年大赦26次。 明清时期则基本延续隋唐传统，遵从“乱世用重典”的原则，极少大赦。这也标志着古代中国的赦免制度从君王的随意行为，转变为体现国家刑事司法政策的定型化制度。除慎赦态度外，隋唐后赦免制度定型还体现在赦免程序规范化上。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赦免实行总体上是和平年代少而战乱年代多，并且对于赦免程序、适用范围等逐渐有明确规定。而在新中国，赦免制度又有何新进展呢？ 《宪法》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特赦，而80条同时规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特赦。而在现行法律中，对赦免完全没有程序、适用范围等方面的规定，较之其在封建社会的突出地位，赦免制度在新中国毫无疑问地被边缘化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不曾施行过赦免，实践中我国的现代赦免指1949-1975年对于日本战犯和国内战犯的处理。我国特赦一共进行了七次，历时16年，分别在1959/1960/1961/1963/1964/1966/1975年、1975年后，我国战犯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令人遗憾的是，普通犯罪从未进行过赦免。 那么，赦免制度对于当代中国是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