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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农民解决三农问题 一、角色替代下的绩效不足 在长达三十年的解决三农问题艰难历程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角色错位的奇怪现象：既然解决三农问题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农民，那么农民这一群体就应该最具有解决三农问题的积极意愿，并且，也会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发挥出主体作用，做出积极的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行为选择。然而，从历年的中央支农一号文件，到免除涉农税收，再到建设新农村，及号召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更多成了至上而下运作，农民反而成了配角，解决三农问题更多地成为了社会的，或者说是政府的事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在有市场的经济中，农民，政府抑或其它群体，都是独立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皆因自身利益诉求进行着利益博弈。因此，至上而下的，着重于从社会范围来解决三农问题，或者由其它利益集团来替代解决，本身就有违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因为，一个群体的利益诉求，是不可能由另外的对其有利益诉求的利益集团来代为实现的。 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着社会主义的性质，从而一个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就可以由社会或其它群体通过帮扶、反哺等行为来替代实现是极具理想色彩的。只要各群体有其自身的独立利益，各群体之间的最基本的关系就是利益博弈。同样，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具有社会资源的配置职能，但它仍然有其自身的利益，也是一个力图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集团，所以，由政府来替代农民解决三农问题，其行为也很难节制，它既可以采取一些扶农惠农措施，也可以为财政收入最大化圈占农地。因此，即使一个经济具有着社会主义的性质，政府也具有社会资源配置的职能，但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或者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也只能通过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来得到实现。 所谓农民的主体作用，其具体落实为农民为自身利益而与其它社会集团进行利益博弈的行为。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可以以各种方式进行，但只有交易这一种方式具有合作性，也即只有交易才能够实现参与博弈各方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共赢，并同时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所以，所谓发挥农民在解决三农问题的主体作用，其准确含义就是农民这一群体能够在市场上与其它利益集团进行机会均等的交易，并通过交易去解决三农问题。 如果农民的主体作用被抑制得不到实现，而由其它社会利益集团来替代农民去解决三农问题，预期目标就很难得到实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由于农民不能够针对其它利益集团所采取的行动做出自己的对策选择，所以，当这些措施即使具有扶农惠农愿望时，也可能并不符合农民的意愿，因此难以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而当这些措施只是符合其它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无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时，农民也只能消极接受，并不能对其进行矫正，反而可能加剧三农问题。总之，只要农民的主体作用得不到发挥，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不是经由农民和其它利益集团的市场交易，其结果都会是导致解决三农问题所做的努力归于低效率或无效率。正由于此，三农问题迄今仍是中国社会发展难解的课题。 二、条件约束下的农民能力缺乏 但是，从中国三十年的实践看，在现行条件约束下，农民又的确缺乏解决三农问题的能力。正如开启农村改革，率先实行农地包干的安徽小岗村人所说，我们是“一步跨过贫困线，三十年没进富裕门”。维护农民既得利益，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减少农民，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三个关键环节，但现实表明，在这三个环节上，农民都难以胜任利益主体的角色，通过交易有所作为。 第一，失地直接导致农民既得利益受损，但农民却不能通过交易方式或其它有效举措抵制其它群体的掠地行为。农地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地不仅成为农民经营收入的基本可配置资源，也是农民生存的基本保障。但三十年来，社会其它群体以城市化，工业化等各种名目对农地进行着圈占。在圈占中，也会有对失地农民有所补偿，但由于圈占农地不是农民与圈占方平等交易的结果，因此，补偿既不是农民因舍弃农地而做出的选择，经过层层拔毛也很难足额地让农民获得。农民失地导致了大量农民的返贫，形成数千万三无流民。失地加剧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但在现有社会制度框架内，农民并无抵制其它社会利益集团圈征土地的合法措施，因此，农民群体就难以维护自身最基本的利益。 第二，农地的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实现农民增收的基本途径，但现存条件下的农民却无法以交易实现农地经营的规模化。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是农民增收的基本途径，但自家庭承包制实行后所造成的农地小规模的极度分散的农地经营却从根本上制约了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由于农地分散经营的无效率，在广大地区可以看到的普遍现象是，即使中国的农地资源非常稀缺，但农民却视土地如鸡肋，不仅不愿意在土地上多做投入，且宁愿放弃经营，甚而抛荒，这就不仅使农地经营无助于农民增收，还使中国的农地总体利用效率低下，且直接诱发所谓粮食安全问题。在有市场交易的条件下，农民可以通过交易实现土地的集中并实现规模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