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组话语理论.pptVIP

案例： 从用词角度看西方媒体对华报道中权力话语的运用 及翻译策略 返回 少数民族话语批评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都是由多民族的历史构成的。但是,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却鲜有少数民族文学进入过“正史”。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文化冲击和浸润下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更是变本加厉,愈加忽视中国非汉族民族文学研究,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怪异现象,即三重话语霸权压迫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1 西方话语霸权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 2 3 汉语话语霸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精英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西方话语霸权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 作为处于边缘生存状态的少数民族文学,有其独特的生存机制,其评价标准也当由该生存机制决定,遗憾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没能找到自己研究的独特性,相反,在西方话语下亦步亦趋。最为典型的就是各种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立,如《苗族文学史》、《白族文学史》等,其构架体系和评判标准都是西方话语的移植,也都用诸如“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典型形象”等西式话语来阐释,基本上是利用西方话语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次重新整合,在此过程中失去的东西是自不待言的。 汉语话语霸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除了在文学史的建构上采用西式话语外,还受到汉语话语霸权的严重压抑和影响,有关中国没有史诗的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史诗(Epic)又称英雄史诗,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和样式,它偏重于长篇叙事体诗歌,主题崇高庄重,风格典雅,集中描写以自身行为决定整部落、民族或人类命运的英雄或近似神明的人物,如古希腊《荷马史诗》、《埃涅阿斯记》等都是西方重要的史诗。 如果按此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的汉民族文学,当然会得出中国没有史诗的结论。然而,在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区域却存在着大量的这样的史诗,即使按照西方标准来看,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划入史诗的行列,如藏族《格萨尔王传》、维吾尔族《乌古斯传》、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等,都是具有浓郁的史诗意味的作品,《格萨尔王传》自11世纪就开始成形,《乌古斯传》13世纪末在高昌用回鹘文写定,这些都应当进入中国古代文学史。但中国正统的文学史却忽视了他们的存在。 为什么会得出中国没有史诗的结论呢? 问题在于,这种评价中国是否有史诗的标准以汉文学为标准所带来的,是汉语话语霸权的典型体现。 汉文化话语霸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汉语霸权下大量少数民族文学文献的失落,这种失落,首先是语言的失落。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而区别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语言,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构成状况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语言的多样化性,而不同民族用不同的语言创造出的不同文学作品必然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作品的特征,因此,语言成为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同时,语言也成为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必不可少的工具。当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学相遇时,翻译往往就是必须的。 例如： 《敕勒歌》本是鲜卑语的诗歌,但经过翻译,已经成为汉民族诗歌的形式,尽管在句式的参差不齐还保留了其作为少数民族诗歌的风貌,但由于鲜卑语的失传,我们已经无法从其原始风貌上去研究它了。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由于语言的不同,南方的汉代与北方的鲜卑等各民族不仅在政权上长期对峙,而且在文学上也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突出地体现在南北乐府民歌上。大体而言,北方乐府多表现战争、人民疾苦以及游牧生活、北国风光和尚武精神;而南方乐府多为情歌艳曲。北方质朴,南方绮丽;北方刚健,南方娇柔;北方雄浑,南方清秀。 北方的质朴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刚健雄浑者如“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辞》),南方之柔丽清绮者如“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子夜四时歌》)。而这种不同的文学特色,正是基于不同的民族的不同语言所体现出来的。而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南北文学的差异。乐府中《折杨柳歌辞》说:“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著名的《敕勒歌》,原为鲜卑语。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广题》说:“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恨,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毖。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目前传世的《敕勒歌》,就是从鲜卑语翻译过来的。有人认为译者很可能就是斛律金。 据史书记载,还有不少用他民族语言所写的诗歌,因语言不通,多不可解而失传了。因此,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我们除了要提高对少数民族关注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首先突破语言上的障碍,从语言上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