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明朝的法律制度.docVIP

PAGE PAGE 21 第九章 明朝的法律制度 （1368——1644）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明朝的主要立法活动和法律形式、明朝定罪量刑主要原则的发展变化、明朝的民事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掌握明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体例的变化、明律关于犯罪与刑罚规定的主要特点、明朝的司法制度。 教学重点：明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体例的变化、明律关于犯罪与刑罚规定的主要特点、明朝的司法制度 教学难点：明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体例的变化、明律关于犯罪与刑罚规定的主要特点、明朝的司法制度 本章主要阅读文献资料： 1、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共10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2、张晋藩著：《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武树臣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怀效锋著：《明清法制初探》，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5、[日]滋贺秀山著，林剑鸣译：《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一、明初的立法思想 （一）刑乱国用重典 刑乱国用重典是明初最主要的法制指导思想。明初之所以要确立“刑乱国用重典”的立法指导思想，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1、明初复杂的社会形势迫使朱元璋以“重典治国”。明朝建立初期，由于连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活动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朱元璋因此视之为“乱世”， 所以他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使大权归于朝廷，用法律手段来维护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 2、总结元朝覆灭的深刻教训的结果。元朝纲纪废驰，官吏放纵，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起义不断，摧毁了元朝的统治基础，冲破了一切固有的封建秩序。这从反面坚定了明太祖严格纲纪、惩治奸顽的决心。 3、“刑罚世轻世重”从西周时期起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朱元璋的“刑乱国用重典”，包括治吏与治民两个方面。而首先是“治吏”，这种思想与朱元璋的经历有一定关系。起自“布衣”的朱元璋，从亲身经历中深切感受到人心向背直接关系到皇权统治是否稳定，只有吏治清明才能更有效地“治民”，发挥官僚机构的统治效能；因此，朱元璋主张严立法禁以治贪官，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银以上者要枭首示众；地方官危害百姓的，允许当地百姓将其绑缚进京陈诉，形成民拿害民官的制度。在重刑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明律，对官吏犯罪的处置比唐律要严得多，加上“法外用刑”，搞得人人自危。朱元璋对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用刑尚且如此严厉，对人民镇压之残酷，更可想而知。特别是对所谓“犯上作乱”的“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的量刑，更是不论情节与后果，一律重刑处置。 （二）礼法并用，“明刑弼教”重视预防犯罪和法制宣传 为使明王朝能长治久安，朱元璋在采用重典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的同时，并不放弃礼义教化的欺骗手段。在颁布大明律时，他对群臣说：“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这就是说：对一般人民用儒家的礼义来教化，使之放弃反抗斗争，自觉地遵守封建社会秩序。对不听教化而一心进行反抗的“顽民”，则用法律强制手段进行镇压，以消除对封建政权的威胁。在对百姓进行教化方面，明初有很多创新措施。如在各地乡间建“申明亭”，亭内树立板榜，定期张榜公布本地有过错人的姓名及过错行为，使人有所惩诫。并由“里甲老人”主持轻微诉讼的调解，以此“申明教化”。皇帝还经常发布以教化百姓为目的的法令“教民榜文”，也在申明亭公布。之所以明太祖朱元璋要礼法并用，两手结合，是因为他认识到单纯地使用刑罚镇压必将加剧被压迫者的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就难以维持自己的长久统治。 明初礼法结合的思想，在立法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大明律》卷首曾将“八礼图”与“五刑图”并列，规定了诸如“存留养亲”、“同居亲属有罪得相互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等体现礼治原则的条文。教化与镇压相结合，使明律一方面加重对直接触犯封建统治行为的镇压；另一方面又减轻了对非直接触犯封建统治行为的刑罚。 （三）法贵简严 立法必须简明、严厉，这是明初法制指导思想的又一特色。明太祖认为宋元法律复杂，连司法官员都不能全部掌握，普通百姓更不知如何守法，大大方便了贪官污吏从中舞弊。因此他指出：“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 “简”指法律应简易明了，使人一读就懂。法律条文也要精简，不必面面俱到，而应突出重点，着重打击重大犯罪。明太祖称之为“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严”指法律的处罚应严厉，强调法律的威慑作用，使百姓不敢轻易以身试法。 二、明朝的立法概况及立法体例的变化 （一）、《大明律》的制定 《大明律》是经过多次修改，不断增损才得以颁布的。它草创于吴元年（1367年），修定于洪武六年（1373年），整齐（调整篇章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