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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殷商灭国谈人的欲望管理 商王朝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建国，在公元前1046年被周武王所灭。商朝末年的最后一位君王商纣王，昏庸残暴，断送了商朝国运。商纣王这么胡来，除了他个性残暴之外，也因为商朝君主集权制度已经形成，国家不过是君王个性的放大。比干、微子、箕子这些地位高的人，对商纣王几乎没有丝毫约束力。商纣王个人的缺陷，放大成了国家的缺陷，最后造成国家毁灭。看来对君王缺少约束机制的制度，对谁都是有危险的制度。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桮；为桮，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商纣王开始使用象牙筷子时，箕子就感叹，说他用了象牙的筷子，一定就会用玉做的杯子。有了玉做的杯子，他就会想要把远方的那些珍贵奇异的财物拿来用。车马宫室的奢华，就会渐渐开始，以后就再难以振作起来了。 君主集权制下，君主个人的爱好和生活的欲望，都是国家大事。箕子从商纣王用一双象牙筷，看出商纣王奢侈放纵的未来，看到国家税收加重的时代的到来。果如箕子所言，他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修建豪华的宫殿园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在上层形成反对派，使用炮烙(炮烙是夏桀姒履癸发明的)等酷刑，镇压人民。杀比干(其实殷比干不一定是被杀而是老死的)，囚箕子，年年征战，失去人心。他在讨伐东夷之时，没有注意对西方族的防范，连年用兵，国力衰竭，又需面对其因长年征战而日积月累有增无减的大批俘虏如何处理等问题而造成负担。他贪恋美色，宠爱妲己。他让乐师涓为他制作了新的俗乐，北里舞曲，柔弱的歌。库里的钱堆得满满的，把钜桥粮仓的粮食装得满满的。他多方搜集狗马和新奇的玩物，填满了宫室，又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面。他对鬼神傲慢不敬。他招来大批戏乐，聚集在沙丘，诸侯有的也背叛了他。于是他就加重刑罚，设置了叫做炮格的酷刑，让人在涂满油的铜柱上爬行，下面点燃炭火，爬不动了就掉在炭火里。纣任用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纣就把西伯囚禁在羑里。纣任用费仲管理国家政事。费仲善于阿谀，贪图财利，殷国人因此不来亲近了。纣又任用恶来，恶来善于毁谤，喜进谗言，诸侯因此越发疏远了。 欲望是人生导向，欲望管理是生命管理的中心。君王如此，个人也如此。其实放大一点看，不同的宗教或者社会理论，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同的欲望管理模式。中国传统强调人要养成自我反省和自律的习惯，防微杜渐。君王尤其不要放纵不正当欲望，这毁伤自己也毁伤国家。 欲望管理无处不在。通俗点讲，凡事须有度，超越限度，事情就不妙，做任何事都应适可而止，切勿无限制地放纵自流。凡事有度，凡事有度，话是好说，难在把握住。 欲望管理如果放到操作层面，笔者以为佛家“戒、定、慧”的提法更为直接、可行。“心斋”意识和“戒、定、慧”方法，虽然这些传统的修身概念曾经被阐述得过于博大精深，但是取这些有价值概念的表面意义，再用现代人的思维来考量就足矣。 欲望管理，首先要会做人生的减法：那就是戒、定、慧。人要有所敬畏，才能有所约束。例如：孟子幼年时贪玩，孟母不惜把快要织好的布匹割断，让他明白什么是半途而废。被割断的布匹和半途而废的人生寓言，成了幼年孟子的敬畏对象。有所敬畏，有所回避和持戒，是欲望管理在方法上的起点。 而“由戒生定”，则进入佛家修身哲学的第二个阶段。专注是一种能力，在成功避开各种干扰的同时，自然会进入一种更有“定力”，精神也更易集中的状态，同时有意地培养自己的“定力”，经常对自己的“定力”加以训练，是一种需要经常进行的欲望管理练习。 至于“慧”的方法，佛家讲究“由定生慧”。在排除各种干扰时，人会更容易看清被各种欲望控制下的思维方式的不足，改变各种让人“放不下”的思维模式，建立起那些开阔人的视野和胸怀的新思维模式，就是“慧”的目的。 欲望管理，其次要会做人生的加法：即以“苗”除“草”如果说“戒、定、慧”的修养如同清理“杂草”的减法，那么种植“庄稼”则是同样重要的加法——仅是清理“杂草”并不能侍弄好欲望的田地。道理很简单，在一片田地上，“庄稼”长得越多，“杂草”的生存空间才能越小。 守住“心斋”，用“戒、定、慧”的方式来做减法，用“种庄稼”的方式来做加法，就是人的欲望管理之道。对那些手握权力的“关键少数”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庄子》里有一个关于“无心之箭”的故事：列御寇和伯昏无人是两位箭术高手，前者为后者表演射箭，不仅百步穿杨，而且发箭速度几乎快到了极致。 但是伯昏无人看后说：“这只是有心射箭的箭法，还不是无心射箭的射法。”随后伯昏无人带着列御寇登上高山，脚踩着并不结实的石头，背对着悬崖慢慢退步，直到部分脚掌悬空，才拱手恭请列御寇跟上来一起射箭。 列御寇伏在地上，吓得汗水直流到脚后跟。伯昏无人说，真正的箭术高手，精神要不受外物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