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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利益格局形成致收入分配改革进程缓慢 2010年11月01日10:32??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不出社会所盼，十七届五中全会透露出的新的五年愿景和承诺中，收入分配改革占有重要比例。与此前提法相较，还加重了语气。　　在刚刚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稿中提出，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在十七大报告中，对两个比重的用词是“逐步提高”。　　本次全会还宣示，“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是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据新华网等舆论管道反映，对此，“网民普遍表示支持并深受鼓舞”。　　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鸿沟如何填平、短期能否破局，却面临较大分歧。　　就在全会召开之前不久，本刊曾报道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的判断：收入差距由拉大到缩小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引得众说纷纭，不少网民担心被“忽悠”。　　今年年中，曾有人提出借鉴日本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是其代表人物。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则对此表示质疑。杨宜勇的说法颇有“降温”的味道：“不能一味地追求快。”　　但“务实”的杨宜勇也认为，改变收入失衡格局的时机已不容错过，他认为，应把收入分配调控作为“十二五”的一个约束性指标，这样，“软改革就会硬起来。”　　与公众、专家表现出的关切相应，今年8月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全国人大财经委也通过专题调研报告建议，尽快制定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此调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十二五”规划进行的专题调研之一。　　抓住收入差距逆转拐点　　今年7月，曾有媒体组织公众与专家会诊一个缠绕国人多年的问题：“中国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吗”？　　国际上一般认为，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腐败丛生等现象。　　2009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600美元。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的研究，衡量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后继续向0.5的红线靠拢。　　他的研究显示，近十多年来，收入分配向政府、企业(或雇主)倾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已由原来的55%以上降低到40%左右，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GDP与财政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　　收入分配问题显性化非一日之寒，决策层和有关部门亦早已对此进行筹划。如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　　另据报道，从2004年开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已6次易稿，但至今未能出台。　　郑功成日前发出警示：“收入分配问题源于民生与经济层面，事实上却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纠结在一起，成为现阶段影响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大因素。因此，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作为该领域的资深专家，杨宜勇近年也多次呼吁，“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　　学界多认为，我国收入差距的最大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大，李扬计算其对基尼系数有40%的贡献度，杨宜勇则认为60%与此有关，其他的因素是垄断、不公平、腐败等。　　李扬表示，城镇化率达到45%时，就是收入差距逆转的拐点。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46.6%。　　按李扬的说法，城镇化率到达这一程度后，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初步完成，各项商务成本趋向提高，资本和劳动力不再单向集中，而是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此外，第三产业的崛起也使得城市优势消失，有时农村条件在发展三产方面更加优厚，这会导致配置在乡村的资金收益率比城市更高。　　但逆转过程不会自动展开。李扬认为，创造条件加速这一进程便是政府的重要任务，比如如何确保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带来的收益，“显然，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安排。”　　收入增长须明确指标　　今年6月，人社部专家苏海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以借鉴在日本成功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列入“十二五”规划或政府工作计划，“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不妨提出这样的目标。”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王小广撰文回应认为，居民收入倍增意味着需要比GDP增长快近一倍，要做到这一点理论上有两个办法：一是向居民多发货币，但是这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稳定，并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执行过此类政策；二是通过经济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