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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型经济 [摘 要] 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它与积极的环境保护是内在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心任务是实现 经济的生态化，生态化的具体目标应当是建一个“节约型”经济系统，而不是“循环型”经济系统。 [关键词] 中国21世纪议程 ；可持续发展战略；节约型经济系统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21世纪议程》的主导思想得到了国际 社会的认可。1994年，中国政府发表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中国政府的这个行动被国际社会誉为落实联合国《21世纪议程》的“Number One”（一号）。十年来，中国政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令国际社会瞩目的成就，在此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2002）等 文献已做了详尽阐述。本文试对十年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的认识 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 哲学问题；不仅是 理论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们是关系到我们国家下一步的发展、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问题。其中有的方面过去曾提到过，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在实践中问题又发生了新的演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势必对未来产生不利的 影响。尤其是在当前强调树立 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这个方面的讨论就显得更加有必要。 一、“发展是硬道理”是不是针对环境保护而言的？ 1992年1~2月，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这个思想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这一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具有 历史意义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发表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通过的《21世纪议程》[2]，把“可持续发展”正式提上了国际社会的议程。1972年6月，联合国曾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发达国家的公害问题接连恶性爆发、民间生态运动大规模兴起的背景下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最大功绩在于唤起了世人的环境觉醒，所以《斯德哥尔摩宣言》被称为“第二个人权宣言”。但是，在这次会议上，西方国家仅就污染谈环境问题，没有把环境问题的解决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南北国家的立场出现了高度的对立。20年后，世界各国都深化了对环境问题的认识，183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坐到了一起，所以里约会议被称为“地球峰会”。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是一个广泛的行动计划，它提供了一个从当时起到21世纪的行动蓝图，涉及与地球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所有领域。在通过这个文件并签署了其他关于环境的公约之后，中国政府总理李鹏郑重表示：“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签署了公约，就要覆行公约规定的义务。”里约大会一结束，中国政府就立即着手组织编写《中国21世纪议程》，并于1994年5月正式公布。 《中国21世纪议程》根据联合国《21世纪议程》的精神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框架，具有综合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是一个全面协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但是这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并非一帆风顺，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就是把环境保护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针对环境保护而言的。于是，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在不少地方就始终处于两个层面（俗称“两张皮”），有些地方领导干部甚至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大搞所谓“政绩工程”。一般说来，环境破坏可分为刚性破坏和柔性破坏两类，排放污物、滥伐森林、猎杀野物等属于前者，而浪费型的消费则属于后者。 目前的情况是刚性破坏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而屡禁不止，虽然制止这种破坏执行起来十分棘手，但毕竟有法可依，应该说还不是最难的；而柔性破坏是在谋求发展的旗号下进行的，所以显得不仅合理合法，而且理直气壮，这就很难对付，后者往往又是前者的动力。环境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其解决要牵涉思想、体制、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因素，但思想认识问题显然是首要因素。例如，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地环境、矿藏资源都影响很大的家用轿车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包含着消费观念等问题。如果深究下去，许多问题的产生都有相同或相似的机制。这类问题似乎是正当行为下附着的不当行为问题，在很多场合下人们还很不情愿正视它是什么问题，或者说它属于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实际上它又是危害很大的问题。因此，要实现协调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澄清认识。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针对僵化保守的观念而言的。邓小平讲这句话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特殊的 政治形势。当时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