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pptVIP

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骛。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在‘八国联军’(一九○○)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他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汪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 兴中会在革命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袭美国。甚至连美国佬做官就职时，捧著「圣经’举手发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无讹。这原是一个‘弱势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反应在青年身上，‘东施效颦’的普遍现象。华侨青年如此，侨居欧美的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亦无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纪这个‘华侨青年’的小圈圈，实在太小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与他们有‘共同语言’(common language)和‘共同信仰’(common faith)的海内外华人究竟太少了。他们没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么气候来。 再者，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造反’方式；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Terrorism)。例如孙中山在他所策划的‘十大起义’中第一次的‘广州起义’(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山自己的计划，便是在武装攻打督署之外，‘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而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则全靠‘会党’。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恕我借用一个共产党名词)。事隔五年，当清廷为‘八国联军’所困之时，兴中会诸公再来个‘惠州起义’，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经过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兴中会和它底会党朋友们也就泄气了。──最后兴中会竟消沉到只剩孙逸仙一个独人班了。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他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份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份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成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的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旬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份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子就和他的副党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