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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演讲视频 　　对四个成语的解读——我所理解的“真文学”　　曹文轩　　各位同学，晚上好！　　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我可以对诸位讲些什么。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思想吗？这是一个思想平面化的时代。一个人已不可能再拥有一些独特的思想。几乎任何一种思想，都像风一样在我们耳边飘过了，甚至像口香糖一般被我们反复嚼过了。资源共享的现代机制，其结果是我们中间再也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更不可能有一个大智慧的先知。我们，不分男女老少，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里一起接受了观念的洗礼。一个惊世骇俗的思想，一夜之间就会衰老为常识。记得十多年前，我在大讲堂听一位先生的讲座，我用仰视的目光看着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我惊叹，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思想敏锐和深刻的人。那种深刻，让我有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还有一种仿佛看到初生的婴儿的兴奋感觉。但是，世界运行到今天，我们绝对不可能再产生这样的感觉。如今，任何一个观念被谈到时，我们眼前都仿佛是走过一个老态龙钟的人使人感到陈旧、平庸与心烦。没有我们不知道的思想，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知识与事情。我能讲什么？无非是重复——重复我们已有的重复。因为这是一个思想克隆的时代。　　今天之所讲，我更愿意看成是我本人的自白与思索。下面，我与大家一起解读四个成语——这四个成语可能与文学有关，与文学的生命有关。它们分别是：“无中生有”、“故弄玄虚”、“坐井观天”和“无所事事”。　　现在我来讲第一个成语：无中生有。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能力是文学的基本能力。也可以说，无中生有应是文学所终身不渝地追求的一种境界——一种老庄哲学所企盼的境界。　　若干世纪以来，人类总有一份不改的痴心：用文学来再现现实。而且人类以为文学已经再现了现实。文学将心思常常放在对已有世界的忠实描述上。“有”成了它的目标，成了它所猎取的对象。如果不能面对“有”，文学就会感到惶惶不安；如果不能再现“有”，文学就会检讨自己的责任。　　这种情况会因为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内涵与取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讲经世致用的国家，一切都讲究有用，讲眼见为实。　　我们的日常姿态是面对“有”，文学始终在强调作家的目光与“有”的对视，而且这个“有”又必须具有“用”的功能。　　“用”这个词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在中国人的人生哲学、生活哲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词。看什么、干什么，全得想一想有用还是无用。这个用是形而下意义上的，是实用的用。即使学问，也得有用。无用的学问就不成其为学问。当年顾颉刚先生就抨击过这种衡量学问的标准。在他看来，以有用和无用来衡量学问，是可笑的，学问的标准应是真与假，而不是有用与无用。“存真”与“致用”，是两个不同的标准，而学问的标准只能是存真。这一标准的确立是有历史意义的。但这种思想只能在学问的圈子中流传，而不能向社会流播。拘住中国人心思的是“实”、“有”、“用”。长久浸润于这样一种氛围，对“无”的想像被忽略了，直至将它打压到阴暗的角落里。　　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只写看见的。文学只用眼睛，脑与心是闲置着的。最后荒废了，退化了，想再用都用不了了。我们不能将此归罪于现实主义。问题不在现实主义，而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在理解上我们肯定是有毛病的。我们将现实主义庸俗化、狭隘化了。我们将现实主义理解成了模仿，理解成了一种事务，理解成了对平民百姓的日常感受的反映，理解成了对“有”的僵直面对。大家知道，长期以来，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下，中国作家非常善于扮演一个角色：平民的代言人。我对此颇不以为然。我说，中国文学必须具备贵族的品质，这是文学能够灿烂辉煌的一个基本品质。当然，我说的“贵族”和“平民”，不是阶级意义上的，而是美学意义上的。对平民阶级的尊重和对平民美学趣味无原则的靠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从哲学意义上讲，其实文学是根本无法再现“有”的，再现几乎是一种痴心妄想，文学的所谓再现，充其量是一种符号意义上的再现——并非是实存之“有”，而只是“有”之符号。　　现在，我想从根子上摧毁我们的这份痴心——　　“世界是我的表象”，我以为这一哲学观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这不是一个谬误的判断。　　人面对着一棵树，就有了关于这棵具体的树的知觉表象，在有了若干这样的知觉表象以后，上升为概念，有了“树”这一抽象表象。不管是知觉表象还是抽象表象，都是表象。表象世界不等于客观世界。如果等于的话，那么，我们夏日到广西北海去度假，就不必花钱住饭店，因为我们的头脑中有无数个饭店的表象，其中甚至有像凯宾斯基饭店这样的豪华饭店的表象。既然表象世界等于客观世界，那么，当夜幕将临时，我还愁没有栖身之处吗？　　大脑中的世界不是本体世界，而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关于客观世界的映象，就好比镜子中的楼房，不是实存的楼房一样。它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