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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夫市集的中国现实 2013/03/28 小品牌的正效应是建立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个沟通平台之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的 人际链条，脆弱却又牢固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下称“农夫市集”），这个诞生近三年的松散组织，从成立之初到现在，一 直在媒体和大众的高度关注与争议之中。在食品危机的年代，依然凭借独特的品牌效应，发展 并孕育出几家成功的有机食品品牌。其发展之路，也折射了中国“食物链”中的是与非。 有机效应 笔者第一次去农夫市集是在2011年7月，那是他们第八次“开市”。相对于今天，那是物美价廉的 黄金时代。那次恰逢有朋友在市集做志愿者，每隔一会儿便能收到她的小道消息：“刚才洪晃过 来了”，“看见没，那是孙楠老婆” 后来，洪晃发了一条微博称赞这次市集，名人效应很快带 来更多关注。 那的确是难得一见的情景：刚采摘下来的蔬菜瓜果充满了生命的气息，“米酒先生”一家人穿着 统一的T 恤，帅气的小弟四处让客人品尝免费米酒，蔬菜5元元  10元一斤，水果一斤不超过8 元。 时间回到2010年9月，一群关注生态农业和“三农”问题的年轻人发起市集，旨在拉近农户和消费 者之间的沟通。日本人植村绘美是最初的创始人，她是个皮肤黝黑、穿着很酷的女孩。植村绘 美最初把农夫市集当成一个行为艺术来做。第一次开集，她约来的是有机生产圈里的中小生产 者，人数少、低调且规模小。 后来，在国外一家农业NGO 机构任职的女孩常天乐加入，她为农夫市集在新浪开了个微博。 让人意外的是，粉丝很快过万，这让市集迅速走出了行为艺术的小圈子。 随着圈子扩大，市集走出了熟人社区的范畴，但信任问题成了一直笼罩在农夫市集头顶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 “你怎么保证你的东西是有机的？”人们不停地质问农夫市集的组织者。组织者则不停地解释： 小农户加入市集的门槛是经过志愿者团队考核过的，需要了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农场，怎么理 解有机，具体到肥料来源是什么？防治虫害的办法是什么。 常天乐告诉笔者，“在美国，如果一个农场声明自己是有机生产，别人不会问你到底是不是有机 的。”可在中国，哪怕已经获得了有机认证，消费者仍会怀疑三分。更何况，市集上的有些产品， 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纯正“有机”。 “你达到有机标准了吗？就算你土壤达到标准，空气和水能达到标准吗，用的是有机种子吗，如 果是规模养殖的，羊吃的是有机的草吗？你用大棚种植反季节蔬菜，还是有机吗？”一位质疑者 曾这样发问。 常天乐回应道，“很多人认为“有机”就是标准，需要拿着技术认证去对比。而我们认为有机是个 理念，不是某种单一的方法，而是可持续地做农业，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在美国做考察时，常天乐遇见美国著名的食品专栏作家迈克尔• 波伦，他说，在中国有机这个词 已经被异化了，干嘛还用这个名字呢？ 常天乐也曾经犹豫过要不要给市集改个名字，后来她想开了，与其眼睁睁看着有机跟造假、昂 贵、特供等字眼关联在一起，不如就抢下这个话语权，“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机”应该是什么。” 更好的有机市场 笔者后来又去过几次农夫市集，最明显的感受是，价格越来越昂贵了。 跟2011年相比，市集的很多产品涨价了：蔬菜最高卖到25元一斤，圣林农庄的鸡蛋从15枚30元 涨到35元，米酒先生不再卖500毫升的小瓶装，血糯米的新米酒品种卖到一大瓶150元。当然这 都不算什么，听起来最让人咋舌的，是天福园的樱桃从50元一盒卖到了100元一盒，并在半个小 时内抢购一空。 不变的是火爆的人气。很多摊位前满满的全是购物者，除了能挤上去问问价格之外，几乎很难 再跟生产者进一步交流。 太多的购物者意味着农户和消费者之间深入交流的机率变小——人们忙着抢东西，或农户们忙 着卖东西，这显然不是农夫市集早期所呈现出来的那种轻松氛围。 而组织者常天乐也很吃惊，她也不知道原来樱桃的价格已经这么贵，甚至担心市集被简单粗暴 地贴上一个“100元一盒”的标签。 作为组织者，常乐天和其他志愿者很少干预农户产品的定价。2011年，曾有农夫想把草莓卖到 40元一斤，常天乐觉得太贵了，跟农庄商量把价格降低到了30元。后来她听说“去农村采摘还50 元呢”，于是决定，今后让消费者和市场去决定价格。 在常天乐看来，农户们涨价不无道理，尤其是新晋农场的成本远远高于老农场，租地的价格涨 了，以及技术和经验不足带来的风险。 年初，笔者和台湾一家类似网站的创始人冯小非交流，提到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价格上涨问题。 冯小非介绍了他的经验：首先，在采购环节，他们会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产品。以米为例，他们 的合作对象是“台湾十大经典好米”评选得主，但价格相对平民，提供给上下游的价格比其他渠 道低一些。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