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教材中国情文化知识.DOC

新课标俄语教材中的语言国情文化知识 李英男 一．外语教学中的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是连体双胞胎。人类文化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我们不知不觉地受到文化的熏陶，经过潜移默化确立特定的语言世界图景和文化世界图景。母语固然如此，外语也同样如此。 历史上，外语教学一度被视作单纯的语言教学、一种开发智力的单一训练方式（西欧一些国家开设拉丁文课，便是一例）。然而，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流的迅速发展，引起人们对文化话题的普遍兴趣。文化学、跨文化交际学、语言文化学等一系列新兴学科应运而生，为新时期外语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促使了外语教学重新审视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苏联单方面创立了语言国情学作为独立学科（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创始人是两位知名学者科斯托马罗夫（В.Г. Костомаров ）和维列夏金（Е.М. Верещагин）。语言国情学以研究词语民族文化语义为主要方向，以民族文化色彩词为重点，强调文化背景知识的重要性，把国情知识传授与语言教学连接在一起，在对外俄语教学领域中起到有益的作用。70-80年代苏联出现了大批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版发行了大量对外俄语教材（包括中学教材），体现和发展了科斯托马罗夫、维列夏金两位学者的观点。 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语言国情学产生之初，就带有天生的缺陷和局限性。在内容层面上，“语言国情学最初是在原苏联对外俄语教学中产生的，不排除有政治方面的色彩，既向学习俄语的外国人传授苏联的生活方式和苏联的所谓新文化。” 吴国华、杨喜昌著， 《文化语义学》，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吴国华、杨喜昌著， 《文化语义学》，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二十一世纪对外俄语教学已跨出原来的语言国情学的框架，提出了新的理论见解和教学方法。把语言看作是特定文化环境中进行交际的工具，这就是现代教学法的基本出发点。其实，马克思很早就指出过语言的工具性特征，强调“语言是生活与斗争的工具”。当代外语教学的指导方针与马克思提出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 在现代表述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文化”，二是“交际”。俄罗斯著名教育学家A·列昂季也夫（А.А. Леонтьев）提出：“在所谓‘语言（外语）’教学中，我们在教授或应该教授的究竟是什么？回答：是作为社会文化现实的体现的某种语言……我们不应当把语言作为形式化的体系来教授（……）。在教授‘语言’的名义下，我们讲的是文化！”列昂季也夫著《外语不应视作“他国”语言》（Леонтьев 列昂季也夫著《外语不应视作“他国”语言》（Леонтьев А.А. Язык не должен быть ?чужим? // Эт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М., 1996. с. 44） 那么，讲文化是不是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外语教学的目标应该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因为只有在跨文化交际中才能体现外语的工具属性和实际价值。这种教学安排是以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为基础的。跨文化交际学吸收了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翻译学、传播学等多种学科的有意成分，通过学科交叉，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跨文化交际学主要研究不同民族在语言和非语言交流方面的问题、不同民族的交际原则、交际策略和交际方式，注重于不同文化中的社会习俗、价值观念、民族传统等因素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及可能由此造成的障碍。这种研究方向非常符合当代需要，其理论成果成功地被用于外语教学，有力地推动了外语教学改革。 外语教学新观念重新调整了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放弃单一的语言教学原则，把侧重点转向培养跨文化交际技能。其基本思路是：“在同外国人的交际中，语言和语法错误可以理解，而对交际上的错误难以容忍” 参看：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著 《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研社1996年版 第431-432页 参看：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著 《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研社1996年版 第431-432页 从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需要来看，外语教学中“文化”的内涵不仅仅指国情知识，也包括交际文化内容，如：称谓、手势、情感交流方式、行为模式、交际策略等等。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人得以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善于与他国人民进行交流、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跨文化交际能力又使人变得更聪明、更灵活，眼界更加开阔，有助于自身修养的提高。在这一点上，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标与素质教育是完全一致的。 外语教学归根结底是素质教育。优秀外国文化的熏陶也好，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好，都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我国教育方针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