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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o共享单车调查报告 　　XX年3月3日，全国最大的运动社交平台咕咚发布了共享单车骑行数据报告，以咕咚平台上现有骑行用户，以及骑行大数据为基础，结合其他渠道，整合近30,000份关于共享单车的问卷调查，反映了当前国内用户对共享单车骑行的体验和现状。欢迎阅读下文!　　去年年底，咕咚版本更新，增加可记录使用共享单车骑行的功能，让用户可以将共享单车使用和日常骑行进行结合，扩充了用户日常骑行运动的玩法和范畴。除了之前的个人自行车选项之外，新加入ofo、摩拜、优拜等多家共享单车品牌。经过一段时间，咕咚发现用户对使用共享单车骑行的整体接受度很高，于是根据相关数据做出了这份关于共享单车的调查报告。　　ofo共享单车调查报告一　　“国民素质照妖镜”是伪命题　　共享单车上路后，随之而来的无序停放、违规占道问题正引起人们重视。在杭州，因违停占用人行道、盲道，骑呗单车曾被下城区城管部门没收7辆并责令整改;西湖区城管局曾找2天内接到10多起关于共享单车违规停放的投诉。类似现象，在其他城市亦屡见报端。　　“有人说共享单车是一面极好的国民素质照妖镜，但我认为这句话是伪命题。”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伟强告诉记者，如果共享单车真的能成照妖镜，那对照的应该是共享单车经营者的问题——在制定规则时就以无序为前提。　　据吴伟强团队的调查，不少共享单车在杭州投放之初曾大批占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公共自行车停车区及人行道。“如此大规模、集中式乱停放根本不可能是市民所为，而是共享单车公司有计划的主动性行为。”吴伟强认为，不少共享单车甚至占用公共自行车停车位，造成市民还车困扰的同时，也增加公共自行车的人力调度成本。　　在吴伟强看来，自由便捷应当建立在有序的基础上。任何经营者要从事与市民密切相关的盈利活动时，都应考虑国民素质的现状，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做好防范性设计。规避风险，是企业基本的经营之道，“小红车就没有出现共享单车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说明人的素质需要制度去约束，矛头不该全部引到消费者身上。”　　“共享单车貌似抓住一个公共自行车出行不够便捷的痛点，但并未真正药到病除。”吴伟强表示，无桩但不能无序，随时随地换骑也需要能够“按图索骥”。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科技创业中心主任郑刚则认为，“新物种”的出现刚开始对社会造成一些困扰是正常现象，对于新生且发展中的事物，应当以动态、包容、演化的眼光看待。共享单车公司作为初创企业，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去约束公民行为，但可以通过宣传、技术和经济手段，引导用户文明用车。对近期出现的偷车、扔车，肆意破坏等事件，需要政府部门参照管理公共自行车的模式加以管控。　　被“倒逼”的自我完善与差异化互补　　事实上，在强大的公共自行车服务体系倒逼压力下，各家共享单车公司正在采取措施自我约束、完善服务。　　Hellobike杭州区负责人袁春江告诉记者，为制止用户负面行为，Hellobike将GPS和通讯模块集成在自行车的智能锁上，实现对单车轨迹的准实时记录。加上用户实名制，可以追踪单车位置，对违章停车进行快速干预和精确处理。其次，公司已建立信用分制度和违停举报制度，对低于相应信用分值的用户增收租用费，对举报违停并拍照上传手机APP的用户，经平台核实后奖励信用积分。　　而在厦门，Hellobike已与当地政府达成合作，采取有栏无桩的还车模式，即划定电子停放区域，用户需将车辆停放其中才能上锁还车。Hellobike也计划在杭州推行这一做法。　　针对违规停放，ofo杭州区域经理崔超透露，正在尝试与部分社区合作，给予社区人员免费骑车优惠，相应的需要其帮助规整该社区内未停在正确区域的车辆。同时，ofo在手机APP上设弹窗功能，告知用户自行车应正确停放的区域，引导市民合规使用。　　共享单车的自我完善，一定程度上也在倒逼杭州公共自行车提质升级。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科技创业中心主任郑刚认为，这将是良性的互动趋势，竞争者的出现考验着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产品的应对能力。　　“的确，共享单车带给我们最大的考验是提升自我。”杭州市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陶雪军告诉记者，市民正以共享单车为参照样本，对“小红车”的车型、材料、外观、系统、借还方式等提出更高要求。　　3月中旬起，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一改以往“常规服务为主，24小时服务为辅”的运营模式，开放主城区2838处服务点，提供24小时服务;同时，用“杭州公共自行车”APP扫码租车的保证金也由500元降至200元，扫码租车的服务点由西湖景区周边先期扩展至滨江区，数量从100个上升到438个，今后将逐步增加。　　“这些都是为了让小红车更贴近市民、游客需求。”陶雪军表示，公共自行车运营也将学习共享单车公司的互联思维，将积累了9年的大数据分析提上议程。　　此外，记者了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