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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单位社会基层社会治理及运行机制的研究 　　摘要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单位体制的剧烈变迁，在后单位社会的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极其复杂的“重层结构”。旧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逐渐消解，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尚未成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变动过程。单位制虽然开始式微，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单元，单位组织并未退场，而是以一个新的角色和身份继续发挥作用。由此引发后单位社会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复杂的衔接问题。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不同程度的合作、冲突、妥协，使得基层社会的运作兼具行政性与自治性，从而衍生出一种双重性质及兼容式的运作方式。如何在过渡时期建立起一种新的基层社会联结，成为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 　　关键词 后单位社会 基层治理 重层结构 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 C9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2-0048-08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单位制一直是中国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体制，整个城市社会围绕着单位制度形成了一整套以“国家-单位-个人”为核心的刚性结构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这套机制随着改革开放后单位制的走向消解而逐渐失去效用，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以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为背景，单位体制的变革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单位制度的变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直线运行的过程，而是充满了复杂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单位制度变迁的“多向性”，即一方面单位制在走向消解，但单位制的某些方面却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强化，出现了所谓“单位返祖”或“新单位制”现象。第二，就中国社会的宏观结构而言，由传统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控制体系逐渐转换为“国家-单位、社区、社会组织-个人”复杂的格局。由于基层社区组织“自下而上”自治力量比较弱小。使得“自上而下”的政府仍是实际发挥作用的主导力量。第三，就社会整合的对象范围而言，当下拥有单位的“职场人”基本上没有社区生活，没有有效的社区参与，故介入社区生活的基本上还是老年人及社会弱势群体。正是在上述若干要素的作用下，转型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极其复杂的“重层结构”。而上述这些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后单位社会”这一命题中得到更为复杂的理解。 　　在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中，政府力量与自治力量间“不均衡”的相互渗透与互动是其显著特点，因此，带有政府行政性与社会自治性“双重性质”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对于构建后单位社会治理及运作机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拟从这一视角出发，就上述问题展开初步的研究探讨。 　　一、“单位社会”基层社会管理运行的基本传统 　　19世纪中叶以来，在中国由传统皇权专制王朝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过渡的进程中，思想精英与政治精英出于对一盘散沙式传统中国社会的痛心疾首，试图通过带有强烈组织化特征的单位体制的构建，来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在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在“动员型集体主义”的发展模式下，中国形成了一个“两纵一横”的社会治理体系结构。 　　（一）纵向管理体系 　　单位社会的纵向管理体系是从国家到个体的、依靠自上而下行政权力运作的管理机制。这一运作体系可分为居于核心地位的主线运作机制与居于辅助地位的辅线运作机制。 　　1.“国家-单位-个人”：纵向管理体系的主线。从纵向管理体系的主线看，单位机制是其主要的制度载体。一般认为，单位制度的起源可追溯到根据地时期形成的党对“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中共在战时条件下，形成了以供给制为核心的一元化组织结构，这种带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组织形式涵盖党、政、军团体与机构，其内部公私界限极为模糊，使其成员全面依赖组织。这种严密的组织结构与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形势密切相关，并在党夺取政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参照这种根据地建设经验开始了对城市社会秩序的大规模重组，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企事业机构都纳入了国家体系而成为单位。单位集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功能于一身，是具有高度合一性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了一种蜂窝状的社会结构。除此之外，单位还被赋予了行政级别，成为国家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单位人对单位的“组织性依赖”实际上是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从而形成了极为牢固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联结机制。作为一种典型的动员体制，单位制不是极权主义观点所描述的那种阴森的、不近人情的统治和控制制度，也不是多元主义理论所阐释的多种派系对立和竞争的格局，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的，通过社会动员实现的，“以形成整个社会‘一致性’为目的的制度安排。”作为一种总体性社会设计，单位将社会的行政组织化程度和国家动员能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国家-街居制-个人”：纵向管理体系的辅线。从纵向管理体系的辅线来看，则主要是“国家-街居制-个人”的联结运行机制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