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思想史的“八十年代”——新时期黎澍侧记.docVIP

王学典：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新时期黎澍侧记 时间:2012年4月20日 作者：王学典（山东大学教授） 来源:王学典的BLOG 关键词: 黎澍先生逝世已经十年了(此文发表于2000年，当时正值黎澍先生逝世十周年)。他并没有被人们遗忘。怀念、研究他的文章不断刊布于世,《黎澍十年祭》在他十年忌辰之际出版,此前还有《黎澍之路》在香港印出,说明他仍活在人们心中。黎澍生前以勇于提携奖掖青年、大胆扶植“新生力量”著称于世,笔者曾有幸蒙受过他的点化和指导,还与他有过文字上的往还。因此,当我1997年夏初接到《黎澍学记》(《十年祭》一书最初预定名为《学记》)组稿人的约稿信后,确曾动心想写点回忆。但后来转念一想,自己乃史学园地里的小草一棵,何足以配得上悼念先生这棵参天大树?为避攀附之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可当我将《黎澍十年祭》拜读之后,发现我的名字竟出现在丁守和、徐宗勉、蒋大椿诸公的文章中,实出意外。《十年祭》出版后,蒋大椿先生又曾在两个场合劝我或“逼”我写点回忆。一是他当面对我说:《十年祭》中的文章大都为老一辈学者所写,恰好缺乏你这一代人的文章,而先生对这一代人的影响最大,你既然与先生有交往,更应该写。二是在蒋先生近年发表的一篇《闪光的思想无尽的怀念——回忆黎澍先生》的文章中的一个地方,他说:“大约是1986年下半年(应为1985年5月,——引者注),山东大学历史系王学典同志当时在写硕士论文,内容是研究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到北京来找我。我曾向王学典同志讲到黎澍先生曾对我说过的上述内容,当然也加上了我自己的理解。我曾向黎澍先生引荐过学典。记得学典好像曾去访问过黎澍先生,但我没有同去。先生是否同学典说过些什么,学典没同我谈起过,不清楚了。”由此,我觉得,不把黎先生当年与我交谈的内容公布出来,恐怕就不太好了。 下面,笔者打算通过对自己一段问学经历的回忆,管中窥豹,借以反映黎澍先生的思想及其所掌《历史研究》杂志对当年一代习史者的影响,权当提供一点学术史资料罢。 （一） 我第一次面谒黎澍先生是在1985年5月13日。其实,最早见到黎先生应追溯到1980年11月。而和黎先生的思想、杂志结缘,大概比这还要早。据“《黎澍学记》组稿人”提供的“黎澍先生简历”告知,先生是于1975年10月复任《历史研究》主编的。《历史研究》杂志是1974年复刊的,但这一年只出一期,从1975年起改为双月刊。我正好从1975年开始订阅该杂志。黎澍是从1975年10月始任杂志主编的,1975年10月20日出版的第5期肯定与他无关,甚至第6期在他接手之前估计亦已编好。1976年的杂志看来由黎澍编辑无疑。可是这一年的杂志的头几期,其气息与上一年无异,看不出主编和编辑班底已易手的痕迹。如第1期上,就转载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署名的两篇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和《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主题当然是“邓”。第3期上,开篇就转载了“两报一刊”的《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一文。其余的均是标志“史学战线的新变化”的歌颂历史上的劳动人民起义、“评法儒”、“评《水浒》批宋江”之类的文章,而且相当一部分出自“工农兵”之手。于光远先生回忆说,“四人帮”被抓的当天,即1976年10月6日,他和黎澍先生就已经获知了这一消息。另据说,黎澍先生接手《历史研究》之后,即预见到“四人帮”会很快覆亡,且着手作必要的准备。丁伟志先生提供了相关事实:“唐山地震后,河北一位同志趁过京之便,赴黎澍寓所造访,披肝沥胆,纵论天下大势。黎澍同志当即断然告之:‘江青一伙垮台的事,估计超不过一年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黎澍同志在‘四人帮’垮台之前,就开始悉心剖析‘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言行,每有心得,就和几位知心的同志交换意见,反复研讨,为与‘四人帮’之流进行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决战进行准备。”果然,《历史研究》在1976年第6期上就推出了一批清算“四人帮”的文章,而且是一批有力度的文章,如署名“本刊编辑部”的两篇:《〈历史研究〉的遭遇和“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阴谋》和《痛打落水狗梁效、罗思鼎》。如此快捷,显然是有准备的。接下来的整个1977年,包括1978年的大部分文章,1979年的少量文章,都是批判“四人帮”的,理论旗帜是“反对封建主义”。这两三年的《历史研究》,老实说,在理论界叱咤风云,其影响超过当时处于尴尬局面中的《红旗》杂志,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尽了一份“鸣锣开道”的责任。仅此一端,黎澍就不应被人忘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养成了一种在属于自己的书刊上乱加批抹的习惯。翻查我手中的《历史研究》,也留下了不少这种批抹的痕迹。我最早乱加批抹的文章,是发表在该杂志1975年第6期上的《农民革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