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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GDP成本结构对投资与消费的影响 　　摘要：GDP成本结构反映了国民经济对生产部门的成本支出，同时也是各个机构部门的初次收入，这种收入经过复杂的再分配过程形成最终收入及其使用，反映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文章通过对GDP核算数据的分析和国际比较，说明在我国GDP的成本结构对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有明显的影响，而经济增长及分配中的二元结构是导致高积累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改善投资和消费间的比例关系，不仅需要在需求方进行短期的总量管理，而且需要在供给方实施长期的结构管理。 　　关键词：GDP；成本结构；投资率 　　作者简介：刘伟（1956―），男，山东蒙阴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经济学研究；蔡志洲（1956―），男，山东文登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2-0056-08收稿日期：2007-10-20 　　 　　在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GDP的成本核算(也就是我国所说的按收入法核算GDP)受到高度关注，这首先是因为GDP核算或者国民经济核算最早就是由收入或国民收入的核算发展而来，同时GDP的成本结构也是各国研究各个机构部门收支行为的起点[1]。本文通过对近年来中国GDP成本结构及其收支行为的分析，探讨其对最终需求所产生的影响。 　　 　　一、中国GDP的成本结构与最终需求 　　 　　GDP成本结构(Cost structures)，指的是从收入方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项目构成。计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可以用三种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最终产品法，收入法计算的GDP包括四个大项，即固定资本损耗(主要是折旧)、雇员补偿(劳动报酬)、营业盈余和间接税净额(生产税净额)。这四项内容是一个经济在生产活动中做出的最初投入，即我们传统说法所称的初次分配收入，其中，劳动报酬或雇员补偿由劳动者获得、固定资本损耗和营业盈余是企业的收入，而间接税则由政府获得，它们形成国民经济活动中新增价值的成本支出。 　　1.1992―2005年GDP成本结构 　　表1列出的是中国自1992年以来部分年份按百分比计算GDP成本构成的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1992年到2005年，生产税净额的比重略有增加，提高了2.17%。但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却经历了一个由低向高，再重新降低的过程，从1992年至2000年，它的比重由45.22%提高到54.25%，提高了9%左右，而从2000年到2005年，这一比重却由54.25%下降到41.40%，下降了13%左右。固定资产折旧比重的变化趋势也是类似的，只是幅度没有这么大。与之相反，营业盈余的比重却经历了由高向低，再由低向高的过程，调整幅度达到了12%。可以看到，2000―2005年，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与固定资产折旧所占的比重都是降低的，但是生产税净额与固定资产折旧所占的比重都只是略有变化，而劳动报酬的比重则下降得相当明显，与之相对应，是生产税净额在GDP中的比重显著回升，而从更长的时间周期看，1992―2005年，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所占的比重都有所提高，唯有劳动报酬的比重是下降的。 　　2.初次收入与最终使用 　　表2列出的是与表1的对应年份里中国的投资率和积累率的情况。其中，投资率指的是资本形成占支出法GDP的比重，消费率指的是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而净出口率则是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占GDP的比重。 　　 　　劳动报酬、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和生产税净额对GDP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部门来说是支出，但对于居民、企业、政府等机构部门(Institutional sectors)来说就是初次收入，而从初次分配到最终使用，还要经过复杂的再分配过程，才会形成GDP的最终使用。 　　居民的劳动报酬和企业的营业盈余中形成居民收入的部分按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所得税或直接税，政府也会对一部分居民实施补贴，再加上其他转移支付，才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会用做储蓄，其他部分才是居民的最终消费；企业的营业盈余留给企业的部分加上固定资产折旧，再加上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以及通过金融市场等途径转移到企业的资金，将形成投资。而政府通过直接税、间接税等取得的收入，除了用于部 　　 　　分政府投资外，大部分将用于政府消费。因此，最终使用或最终需求的格局，首先要受到GDP成本结构的约束。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各国都力争做到把净出口率控制在很小的比率上，因此，在世界各国消费和投资都是最终需求的主要内容。从表2中可以看到，在这一期间，政府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政府消费率)长期以来是相当稳定的，波动不超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