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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应避免敌人用“法律战”引爆反美情绪 　　如果任何人对法律在21世纪冲突中的角色有疑问的话，他只需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美国自九?一一事件以来遇到的最大挫折是什么？有些有见识的专家可能会说是虐囚丑闻，如“阿布格雷布监狱虐囚事件”。这个军事悲剧没有涉及武力，而是其非法性质，显示了法律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当前冲突的背景下。 　　其原因并不难理解。高级指挥官把“阿布格雷布”习惯上理解为 “一次惨败”的代名词，因为它造成的影响不亚于一次传统的军事冲突。没有人会否认该事件的披露会提高叛军的士气并大幅削弱美国部队完成他们任务的能力。对手对该事件的揭示让它成了一个完美的非对称行动并持续给美军造成后续的困难。2009年初，一名伊拉克高级官员承认“阿布格雷布”这个名字依然是伊拉克人心中的一个“痛苦”符号。 　　对于国际法律人士和其他涉足国家安全事件的人士来说，法律的角色转变经常被称为“法律战”。事实上没有什么概念能比法律战这么快就变得流行起来。仅在2001年，还只有很少的记录提到这个词汇，而且都不是在今天的背景下使用的。到了2009年，一次网络有哪些信誉好的足球投注网站可显示出60000个词条。 　　就我个人所知，在今天的背景下使用的法律战首次出现在我2001年为哈佛大学卡尔人权中心所写的文章中。当时这一词汇的含义是“把法律作为战争的武器使用”，特别描述为“一个把法律作为实现军事目标的战争方式。”今天，最为精确的定义为“使用或滥用法律，将其作为常规军事手段的替代品来达到作战目标的战略。” 　　把法律战在国家安全的背景下加以概念化的目的是为了可以在非法律界人群中引起共鸣，特别是让武装部队人员容易接受。过去，法律在武装冲突中的角色表现多样化，但是都可以简单视作一个诚实和遵守道德操守的要求。特别是对于自由民主的军队来说，法律同刺激手段一样强大，用更加传统的军事定义来构想法律的角色会比较有利。法律可以像武器一样被交战双方加以利用，这是它同军事相关联的地方。这个概念可以促进在计划和开展行动时对法律的依靠。 　　虽然意识到守法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道德观念，但是怎样把守法的概念转化为一种战略，从而为作战目的服务呢？我们可以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找到答案。处于他那个时代，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没有把国际法看作一个战争元素。但是他却强烈意识到政治的因素，这一因素正同今天的法律战相互对应。 　　克劳塞维茨著名的格言是：战争是“政治交流的延续，只不过形式不同”。这是法律战的原理基础。而且他对人员、政府和军事等“三位一体”的分析认为三者之间平衡就可以赢得战争，这一概念颇有教育意义。特别是在现代民主制度国家，维持“政治交流”所需的平衡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对法律的遵守，更重要的是守法的概念。法学专家迈克尔?里斯曼和克里斯?安东尼奥这样表述：在当代的民主制度下，哪怕是一场有限的冲突都需要重要的公众支持基础。这个支持可以迅速侵蚀甚至颠覆其本身，不管政治目的如何重大，只要人们相信这个战争是以不公平、不人道或不公正的方式进行就会进行反对。 　　有些对手把我们的这种政治观念看做是机会。威廉?艾克哈特认为：在认识到我们的社会尊重法律规定并要求人们守法的情况下，我们的敌人便开始谨慎地攻击我们的军事计划，称其为不合法、不道德并且我们计划的开展都是违反战争法的。我们的弱点就是战争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术语，我们的“重心”。 　　简单来说，按照克劳塞维茨的法律战逻辑，军事人员，特别是民主国家的军事指挥官能够意识到守法的重要性并加以制度化，把它作为一个完成任务所需的实际和必要的因素。他们不需要特别地拥护它的哲理、伦理或道德基础；他们可以在其对待法律的态度上成为权谋政治家，因为守法是实实在在的需要。因此法律战概念的目的是用新的方式把法律纳入军事思维，一个可以把法律同21世纪行动现实相结合的方式。 　　法律“武器” 　　对法律在战争中作用的强调源自于更大程度的全球法律改革。乔治?威尔近期把美国称作是一个“诉讼之国”来形容法律意识是如何深入美国社会的。而且国际事务往来除了拥有大量的国际论坛之外，也要依靠法律来有效地运作。因此也加速了法律的全球化。随着国际法日渐深入现代生活，它可能会影响战争的开展方式。除了媒体的重大影响之外，那些从全天候的新闻来源到手机摄像头等几乎让任何人都可以对事件进行记录，这让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牵扯到国际战争法的事件会很快在各个国家之间引起争论。 　　当今的指挥人员清醒地认识到类似“阿布格雷布”事件可以造成的毁灭性后果，而受影响的通常都是在活动中很重视守法的合作国家。例如，镇压叛乱手册毫不意外地列出了相当一部分法律和法律相关的考虑。镇压叛乱和其他同时期的“非常规战争”情形对非法行动非常敏感，因为这些行为会破坏政府（和那些支持方）尽力保持合法的工作，这正是那些想要颠覆这些工作的叛乱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