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及发达国家地区反人情腐败经验研究.docVIP

中国古代及发达国家、地区反人情腐败经验研究 一、引言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腐败是伴随着剩余产品、阶级、国家、权力而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制度来说都是必然会出现的。早在19世纪，英国的阿克顿勋爵就说过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腐败发展到现代高度文明的时代，依旧没有消除，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方才休止。”孟德斯鸠对权力的论断说明了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约束才能防止私用滥用。人情腐败是腐败的高发区域，人情关系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基，依附于此的腐败现象也成为顽疾。一般说来，人情腐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血缘、地缘、业缘、性缘腐败。在现代人情腐败的范围有所扩大，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由于中介的作用，也可能产生人情腐败，中国古代严刑峻法以及各种监察巡视进谏制度、现代政治清廉的国家和地区为反人情腐败颁布的法律及约束制度为我国治理人情腐败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二、我国古代治理人情腐败的方式 　　古代的贪污腐败本身就出自于人情社会中，因而官员贪腐也主要是在人情私权之上的腐败，比如官官相护、官商勾结、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行为。在古代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皇帝实际成为人情中的核心，大臣和子民全都围绕皇帝一人，迫于国家恢复和社稷发展的需要，朝代初始采取的是比较严厉的吏治，同时大举推行儒家思想的伦理教化，因而伴随着清廉政治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些廉吏。但随着朝代的兴盛，人治慢慢超越法治，贪污腐败横行，即使采取变革式的挽救也摆脱不了朝代灭亡的命运，最大反腐的是人民暴动，目的是推翻整个腐败王朝，这是值得我党警惕的。 　　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来看，反腐基本都是围绕人情腐败而进行的。腐败的对象基本都是官员，他们处在人情关系网的节点，能够直接获取利益或再分配利益，因而腐败最为严重。古代反人情腐败主要集中在法律惩处和官员自省方面，也偶尔有朝代创新了反人情腐败的方式，比如高俸养廉、低薪养廉、职务连坐制。 　　1.严刑峻法塑造法律权威 　　韩非子说：“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法家学说以法治的完备为核心，在封建社会备受推崇，主要原因是人情社会使得中国古代就已经制定了完备的贪腐惩戒制度，各朝代基本都是在总结前朝灭亡的原因，进而对症下药，完善官员的预防和惩治法律，最早诞生的刑法就是伴随着官员的贪腐而形成的。唐朝法律发展得更为精细和完整，而且惩治官员贪腐的律法比普通人要严厉得多。古代的法制是以皇权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开展的反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存天理灭人欲”，“君为臣纲”，古代的皋陶之刑、《禹刑》，还有《秦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后两者可谓古代刑法的最高境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唐律疏议》的“六赃”中有诸多体现，“六赃”是指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以“受所监临”为例，官吏做县官，那么他们全家都不能接受该县子民的任何馈赠，即使对方没有任何请托，其所受之物亦是以“赃”计，按照法律的规定，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也不允许，做到为官真正清廉。 　　在各朝代总会实施刑罚惩治贪官。夏朝时定了“昏、墨、贼、杀”之刑，贪墨之官是要掉脑袋的。商朝凡是收受贿赂的贪官都被列在淫风中之“货”罪，要处以墨刑，即在贪官的额上或脸上刺字，以示羞辱。西周把官吏营私枉法、贪污受贿等列为“五过之疵”。朱元璋组织人员编写了《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举荐不闲者、贪赃枉法者予以严惩，有效遏制了各种贪腐行为。再比如职务连坐制度，上对下、下对上均需承担连带责任，进行责任追究，对于上级或下属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报判以同罪，从量刑上看对贪官的惩处也重于常人。严刑峻法对有效遏制人情腐败，保持开朝盛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官员权力的膨胀，官?T越来越多地干预皇权，造成了法治的疲软，严刑峻法成为清除异己的工具。 　　2.养心养廉彰显为官之道 　　刑是惩处已发生之犯罪，起到警示作用。封建社会推崇礼即“周礼”，要求官员以礼正己，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是防范犯罪于未然，统治者认为与其片面惩罚，不如多用封建礼教纲纪伦常等进行教化，培养官员的自觉意识，使其具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廉洁意识和为民思想。荀子的性恶论阐释了人“恶”的本性，好逸恶劳、贪图美色，官员亦是如此，要抵御利益和美色的诱惑，排除外部权力的干预、复杂的人情世故的纠缠，仅仅靠严刑峻法起不到完全的作用，还需要自我内省。此外，具备甘于清贫的廉洁意识、低薪养廉。为官甘于清贫应是官员的为政之基。唐朝官员俸禄较之汉朝有很大程度降低，加之常因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