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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反对进士科辩 　　摘要： 李德裕虽出身门荫，但其主政时并非刻意排斥进士，更多的是对进士科的积弊进行整肃，从而规范其作为仕途经济的功效。而其政敌实际上却大有助长积弊之嫌。因此，将进士科作为泾渭党争的标准不免有些牵强，所谓“李德裕反对进士科”之说更有失于偏颇之嫌。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字： 进士门荫党争偏见 　　中图分类号：Ｇ12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7387（2007）02－0089－02 　　 　　历来学者多认为李德裕反对进士科，主张门荫。门荫出身的李德裕在武宗朝确实也说过：“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1]。笔者认为，如果只根据史家所述的表面现象就先入为主地下结论，未免有失偏颇；只有充分结合时代背景，全面考察人物的历史活动，从而提示问题的实质，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李德裕批评进士科是无可回避的事实，甚至有过“好骡马不入行”[2]的提法，但我们也绝不可忽视进士科发展到唐中期流弊严重的事实。进士科本身就以诗赋为主，重文采，轻时务。而唐代科举制中，行卷、试卷不糊名、通榜等行为尚属合法，门生座主同年间往往朋比呼应，造成德宗代宗以后士风官风的日益混乱。《唐语林#8226;补遗》曾记载“刘虚白与太平裴坦相知。坦知举，虚就试。因投诗曰：三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人世能多许，犹着麻衣待至公。坦感之，与及第。”[3]。这是典型的通过行卷徇私的例子。社会名流及知贡举官之门下，应试者趋之若鹜。“崔起居雍，少有令名，进士第与郑颢齐名。士之游其门者多登第。时人语为崔雍、郑颢世界。”[4]。“进士举人各树名甲，元和中语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后有东西二甲，东呼西为茫茫队，言其无艺也。开成、会通中又曰：鲁、绍、??、蒙，识即命通。又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5]。于是，门生对座主的曲颜攀附甚嚣尘上。裴度的仆人为救主而???命，趋炎附势之徒争相为其作传[6]。又如《唐语林#8226;企羡》中曾记：“李太师逢吉知贡举，榜未放而入相，礼部尚书王播代发榜。及第人就中书见座主，时谓好脚迹门生，前世未有。”[7]知贡举官崔群妻李夫人曾对其抱怨“子弟成长，盍置庄园乎？”崔竟答“今年已置三十所矣。”[8]座主俨然将门生视为自己的庄园私产。 　　进士登第后应酬繁杂，风气奢糜。“咸通中，进士及第过堂后，便以骡从，车服侈靡之极；稍不中式，则重加罚金。蒋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时家君任太常卿，语泳曰：尔门绪孤微，不宜从世禄所为，先纳罚钱。慎勿以骡从也。”[9]又如“卢文焕，光化二年状元及第，颇以宴醵为急务，常俯关宴。同年皆患贫，无以致之。一旦，给以游齐国公亭子，既至，皆解带从容。文焕命团司牵驴。时柳璨告文焕以驴从非已有。文焕曰：药不瞑眩，厥疾弗廖”[10]。《新唐书#8226;选举志上》也曾明确指出“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11] 　　与李德裕一样对科举持批评态度的人不仅大有人在，而且不乏进士出身的人。早在代宗时，杨绾就对词科流弊大加鞭挞。他曾痛斥道：“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为常谈，以向背为已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12]其言论大为当时公卿所认同，但结果与后来文宗时一样，一旦触及“进士行来已久，遽废之，恐失人业”[13]的现实也就无可奈何了。可见，李德裕所谓的“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确系针砭时弊，言之凿凿，绝非空穴来风。 　　唐文宗“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一度采纳了李德裕“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14]的主张。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秉政，大力整饬进士科，但其具体措施却有张有驰。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以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缘初获美名，实皆少俊；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15]由此不难看出，李德裕对进士科风纪的整肃可谓有的放矢，实际操作中又不乏灵活性。 　　在整肃中李德裕远没触及进士科作为入仕途径的地位。《